日前，福建省福州市中国旅行社业务经理曹伟，在律师陪同下来到西城区天桥派出所，要求投案。曹伟称，她因参与福建沙县洋坊村罢免村委会主任一事，被当地警方传唤，才来北京寻求帮助。因没有通缉记录和违法证据，天桥派出所未受理她的“投案”。昨日，传唤曹伟的沙县公安局民警表示，他们只是找曹伟了解情况，并非拘捕。对于是否回沙县配合警方工作，曹伟还在考虑中。（《新京报》6月13日报道）

    自去年11月湖北省武汉市“钉子户”童贻鸿，因担心自己家被拆除，站在楼顶往下扔砖头肇事，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赴京向警方“自首”后，时隔7个月，来自福建的曹伟，再一次“照方吃药”来北京投案。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曹伟，因为并没犯什么“案”，北京警方没有受理。尽管如此，由于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此事在公众的围观之下，已成公共事件。因此，即使没能得到北京警方的“保护”，但是此事透明化之后，福建当地警方即使对曹伟采取什么行动，恐怕也会因忌惮舆论而不敢过于恣意妄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曹伟还是部分达到了目的。

    孤立来看，此事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曹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来北京“投案”，北京警方依照法律，可以受理或不受理，因此说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从社会角度来看，曹伟以及此前的童贻鸿，为什么要选择来北京投案，却有太多的成因要说。

    最直接的成因，当然是对当地警方的公信力、执法文明缺乏起码的信任。当地警方可以说当事者偏执，但是他们对首都警察的信任、对当地警方的不信任，肯定都是有理由的。当自己根本没什么违法行为，又自觉受到失去自由的威胁，在当地又找不到可以申诉并可获得保护的机构时，在无助感的催生下，“进京投案”也就成了寻求保护的选择之一。而“进京投案”本身，其实就是对当地的人文环境的一种“行为评价”。

    这么说，当地官员可能会不服气，我们这里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普通百姓真的就没处讲理了？对此，原报道透露的信息，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很多联想：既然警方仅仅是“了解情况”，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带走？就算需要带走，为什么在当事者的要求之下，才拿出一个传唤证的复印件？还有，仅仅一个村民罢免村官，当地官方一边倒指责村民违法，全部理由仅仅是“村民私自举行罢免村委会主任大会”，这怎么能让人服气？而当官方驳回罢免要求后，群龙无首的村民舍近求远，从北京请律师寻求帮助，这和7个月前童贻鸿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位律师帮助我”，想法何其一致？是偶然巧合，还是寻求公正的共同心愿使然？人们不会怀疑，如果北京的法院能受理他们的官司，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在北京起诉。

    表面来看，“进京投案”是对地方政府不信任，但深层原因，在于人们对司法不公所带来的某种危机感的恐惧。“进京投案”者选择京城，不过是因为他们觉得皇城根的执法环境会好一些。因此，只有加强基层社会的行政、司法公信力，选择这条“捷径”的人才会越来越少，“进京投案”才不会成为一种现象。
原新闻：http://news.sina.com.cn/c/2011-06-13/0328226289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