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尽管上海已经下调出租车司机的“份儿钱”，但关于上海出租车运价要涨的消息已经在网络上持续发酵，而在百姓看来，如果真要涨价，应该先公布出租车公司的实际成本和利润水平，以及那些“份儿钱”的去向。据有关专业人士粗略统计，出租车公司的内部报酬率超过40%。据此，该行业是少有的暴利行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作为经营主体，出租车公司应当将“份儿钱”、“管理费”列入联动范畴，首先降低“份儿钱”，其次再考虑运价。（《中国青年报》5月13日报道）

    有人可能认为，只要合法经营与依法纳税，如何计提成本，如何内部分配，都是企业的自由。这样的说法，对中国的出租车业来说却远非这么简单。众所周知，目前的出租车行业，基本还依托于政府授予公司特许经营资格来运行，这种带有相对垄断的经营，因为一头握有宝贵的行政许可资源，一头涉及到司机和乘客的切身利益，其经营成本就决非是企业内部的事。但是，近年来一次次的出租车涨价听证会，涨价方出具的运营成本往往成为争议最大的糊涂账，听证的意义大打折扣。

    区区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成本，为什么长期扯不清？这决不可能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愿不愿的问题；也决不是公司想不想、愿不愿的问题，而是当地政府想不想、愿不愿的问题。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两条。

    首先，目前各地的出租车运管模式，都是“政府部门——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金字塔式层级管理体系。这样的做法，说白了就是政府先给自己找个“腿”，而这个“腿”既不可能占用紧缺的行政资源，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只能把经营垄断权作为回报，让出租车公司在经营中为政府代行一部分管理事项。这种既“公益”又“市场”，既有行政影子，又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思路，使政府对公司的要求，一要“绝对听从政府统一部署”，二是“别出事”，对经营成本的虚实，以及因此而向消费者、司机转嫁了多少，自然只能有所忽略了。

 
    其次，在当前的运管模式下，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成本，肯定不是纯粹市场化经营语境的，这是外界称其“暴利”、业内频频喊冤的根本原因。比如说，为了大气环境，政府强制报废“面的”、夏利等车型，有的使用期还不到2年；再比如政府一个令，出租公司就要统一安装“双燃料”设备、新的计价器、GPS报警装置等。而所有这些增加的成本，政府与企业间又是一笔什么账？没有竞争、又必须增加的这些非市场化成本，如果向司机和消费者进行了转嫁，客观上就有“强制消费”之嫌，政府又怎么可能想公开、愿公开呢？

    政府官员们可能都会认为，出租车是城市的脸面，一定要管好。而所谓的“管好”，无非又是车容车貌，安全运营，少“宰客”等，这当然不错，却又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如果出租车公司十分容易地成为食利阶层，岂不是在更高层次上“更没脸面”吗？解决积弊需要开阔思路，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如何各取所长地融合，这需要大智慧，更需要大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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