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各地依法做出刑事判决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应慎重，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相衔接。（《京华时报》5月12日报道）

    此言一出，网上立即“炸了锅”，很多人颇感困惑：难道全国人民关于醉驾入刑的理解竟都是错的？难道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纷纷追究醉驾者刑责，竟然是个笑话？

    《刑法》总则中确实有行为情节是否轻微这一前提，张军也是在依据这个，尽其所能地进行解释。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表述，并没有强调这一前提。醉驾入刑到底有没有前提？不仅给司法者带来困惑，也不可避免地引发公众的诸多猜想——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无前提，到底是对醉驾“零容忍”态度下的故意为之？还是本意遵从“情节轻重”的前提，只是在条文表述中无意忽略了？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醉驾入刑有无前提的巨大争议，都使眼前的法律条文，收到了“自摆乌龙”的客观效果。

    个人认为，“危险驾驶机动车罪”被专门拎出来，完全是因为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度，达到了必须要以专门法条予以惩诫的必要与可能。醉驾这一行为，与其它罪错的最大不同，在于“只要实施，就对不特定人群形成巨大威胁”，这和俩人打架造成轻微伤和重伤的区别，是性质不同的两类事物。所以，《刑法》总则中“行为情节是否轻微”的前提，用在醉驾行为上未必适合。

    有人认为，醉酒驾驶本身的情形是复杂的，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是再怎么复杂，酒也是自己喝的，车也是自己开的，酒精浓度也是科学仪器测的，对于有着独立行为能力、深知醉驾危害的成年人来说，法律不应容忍“过失”之类的解释，否则就是对潜在受害者的不负责任。以交通肇事法规来约束的驾车伤人，应该仅适用无醉驾状态下的驾驶技术不精，处理情况不力所导致的交通事故，而酒醉驾车则超出了交通肇事的范畴，因此也不存在“与行政处罚衔接”的问题。

    就醉驾入刑的社会影响度之大，以及是否附加前提的巨大争议而言，司法官员的公开谈话引发了争议，未来单一视角下的司法解释，恐怕也很难服人。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在于，醉驾的由错到罪，立法的突破跨度比较大，但是法网密了，被网住的人自然也多，司法可能一时无法适应。“追究刑责应慎重，与行政处罚衔接”等说法，听起来有“推案”之嫌。如何从全社会角度，客观中立地解决，还是应该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严肃的再修法，最终通过毫无歧义的细化条文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