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科技集团2日对外发布了基层员工全体加薪的消息。据介绍，从2010年6月1日起，富士康集团对企业作业员、线长、组长薪资进行调整，员工整体薪资水平提升30％以上。作业员由原来的900元／月调升到1200元／月；作业员月薪高于900元者，上调升幅度不得低于30％；线长、组长在现有薪资标准基础上调升30％以上；其他职等员工，薪资调整方案近期另案公告。（新华网6月3日报道）

    富士康的“十一连跳”，终于换来了加薪30%的结局。不论加薪行为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都要为富士康的这一举动鼓掌。笔者尤其赞赏的，是富士康集团在加薪说明中提到的一句话：“希望员工在减少加班的情形下也能增加收入并拥有足够的休闲时间。”果真如是，“十一连跳”换回来的，就决不仅是加薪这一物化成果，还有更重要的人本理念。

    应该看到，富士康集团的这次加薪行为，与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的持续努力密不可分。中央领导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指示，有关领导深入企业协调对策，都从宏观视角展示了各自作为，促使企业正视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引导员工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我们希望，基层员工加薪30%的举措，有望使富士康从此走出“连跳”的阴影，企业从此走向劳资和谐、稳步发展的轨道。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当今的社会大环境下，真正的劳资和谐，真正的体面劳动，仅仅靠加薪一途，仅仅靠企业的努力，恐怕还远远不够。富士康“连跳”事件发生后，有人总结其中的三大根本原因：社会对其的挤压、工业化大生产将其异化、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对社会期望值较高而耐受力较低。如果循着这一思路分析，加薪，充其量只是解决了一小部分“期望值”问题。更何况，富士康“连跳”之后的加薪之举，个案意义的色彩还比较深厚，能否被广泛复制和仿效，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相关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达1亿，这一从没干过农活、也不想干农活的庞大群体，“农民”二字，事实上只有符号意义。他们没吃过父辈那样的苦，不像父辈那样容易知足，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看重工作环境，有着比父辈更高的追求。但是严酷的现实却是，他们是非农非城的边缘群体，没人在意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只有当社会需要简单而廉价的劳动时，才会有人以“一般生产资料”的形态想起他们。他们的所有追求和梦想，从参与社会分配途径中实现的可能性极低，只能在别人操控的市场波动中，通过自我判断取舍来实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企业、政府、工会等社会组织共同努力，让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边缘”，劳资和谐，体面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康给员工加薪30%，充其量只是“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