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河南省交警总队发布“从严治警规范执法六条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交通民警上路执勤执法时，必须佩戴使用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仪。对交通违法进行经济处罚的，必须全程摄录，留存备查，否则一律不得进行处罚。但是一年过去了，在郑州等城市，这一规定贯彻非常到位，但是在基层很多地方，落实却不尽如人意。曾为多名司机维权、有货车司机代言人之称的王金伍直言，交警不现场摄录的原因是为了乱罚款。（《东方今报》11月18日报道）

    省会等大城市落实比较规范，到了县级以下的交警执法，“罚款必录像”的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除了有权者因为“山高皇帝远”而习惯性放纵外，更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成因。

    本来，罚款录像规定的初衷，并不仅仅是监督民警执法，主要作用还是为了杜绝部分被查处的司机事后不承认，乃至诬告交警的行为。配备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仪，对执法者和被执法者都是种保护。但是交警对这种保护“不领情”的背后，恰恰说明了交警的上路执法，追求罚款利益的冲动，要远大于对“被诬告、报复”的担忧。也暴露了乱罚款的预期收益，要远大于来自诬告、报复的风险。所以交警宁可不要这种“录像保护”，也要免除因为录像带来的违规证据风险。现场执法音像记录仪被拒用，明白无误地昭示了公众权利过于贫弱、公共权利太过强势的突出问题。

    河南省交警总队发布的“从严治警规范执法六条规定”，从概念上理解，也应该算是部门规章了。但是，和许多地方或部门规章一样，法规内容中“应该如何”、“必须如何”、“不得如何”充斥全篇，唯独没有假如“不如何”时该怎么办。立法质量如此之低，法规对象又怎么可能认真严肃地执行呢？

    而更引人深思的是，河南省交警总队负责人坦言：“法律法规部分规定并未强制实施，完全是河南省交警部门自身的一场革命。”我相信，这绝对是一句大实话，同时也是完全表达了立法态度的、让人极为泄气的大实话。说到这个地步，人们总算明白了，被媒体解读为河南交警“六条军规”的这部法规，原本就是“部门自律，自我约束”的产物，说白了，只是一部“家法”而已。而家法的特点是，只要省交警总队这个“家长”不想较真，这部法规就等于不存在。据此推理，谁能保证这部“家法”的推出，只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只是做给公众看的形象工程呢？

    事关交通执法中公众权利过于贫弱、公共权利太过强势的大问题，只靠“自身的一场革命”又怎么可能靠得住？人大、政府等立法机关，难道就永远听任“家法”担负百姓的维权武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