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河南青年举报征地案遭追捕”一案，处于舆论漩涡的当事者——河南省灵宝市政府，终于向媒体发出了《关于对“王帅发帖事件”处理情况的答复》。作为正式回应，文中除对媒体报道的某些事实做出澄清处，对拘捕行为做出了否定评价，并表示依法纠正王帅被拘事件错误；深刻汲取教训，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理念。（《中国青年报》4月17日报道）

    从方向意义来看，灵宝拿出这样的举措，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期待。但是仔细推敲其回应的全文，却让人觉得似乎是迫于某种压力做出的无奈之举，诚意上有所欠缺。这主要体现在对事件性质的认识上，有些避重就轻——没有公安局的拘押，就没有事件的发生。而灵宝公安局到上海抓人，并就地拘留，直到押回河南后才宣布拘留，这完全是一种违法行为，可是灵宝的回应中，却轻描淡写地说“公安部门执法是有过错的”，这样的认识是公众很难接受的。此外，公安局到上海抓人，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授意，同样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如此严重的问题，又怎么可以用“ 市委、市政府负有领导责任”来一笔带过？当地的党风、政风、法制环境等原因，为什么不着一字呢？

    回应过后，此事还有没有“下回分解”，同样是公众所关注的。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所有成因也决不是“有过错”、“负有领导责任”；所有的善后工作，也决不是官员做个检查，发给被拘者国家赔偿那么简单的。人们最期待的“下回分解”，是公安局的违法行为到底如何究责，责任最终要落到谁的头上，究责的力度能有多大。这些最重要的善后工作做不好，政府形象就无法真正树立起来，类似的事件可能还会层出不穷。

    回应过后，更加沉重之处还在于，“诽谤政府”的罪名是缺乏常识的，这个罪名到底如何可笑，法学专家已重复过多次，但还是屡屡被戴到批评政府者的头上。作为一种现象的此类事件，谁该反思？该如何反思？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集中暴露了机制与观念两大问题：从机制上看，政府工作还有很多难以到位的死角。比如，既然补偿款没有到位，为什么要先行征地？比如，为什么王帅多次向政府反映情况，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如果政府能及早与王帅沟通，又怎么会有后来的发帖之事呢？再比如，公安局到上海抓人，应该履行什么手续？如果能有一套必须履行又相互制约的法律程序，各司其职者都能负起责任，发生这种事的机率肯定也会大大减少。

    从观念上看，认为百姓只能无条件配合政府的观念，在很多官员中还有着相当的市场。一听到批评，就认为是与政府对着干，就暴跳如雷，失了方寸。完全意识不到，公民社会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潮流，权利意识增强是当今社会最大的人文特点。如何正视这些变化给传统行政带来的挑战，进而正确认识网上批评，正确回应批评，此案当是各级官员举一反三的最好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