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佳节，本该是欢乐祥和的日子，可是在北京，央视新台址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大楼，却发生一起因燃放烟花而引发的特大火灾。火头高达上百米，而消防车的高压水龙喷射最高点也只能达到60米。在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并付出1死7伤的惨重代价后，大火终于在燃烧4个多小时后被有效控制。（《京华时报》2月10日报道）

    对于大火的起因，除了笔者引用报道中提到的“消防员现场发现烟花弹”的物证，还有其它媒体报道中提到“在火灾现场，曾有人不听保安人员劝阻，执意燃放”的人证。可见，大火由燃放烟花而引发是可以确认的。其实，在这个春节，燃放烟花引发的火灾还有不少。

    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像烟花这样，在巨大争议中存在。然而燃放安全问题之严峻，不仅非常现实地摆在面前，也必然引发人们日益深刻的相关思考。在燃放问题上，保证安全本该成为超越所有理由的第一前提。但是，“第一前提”在人们心中的确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目前起码面临文化、法律、科技三大难题的困扰。

    文化困境。“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被外国人学到了，制成武器反过来打中国人，可是中国人自己却只知道做成鞭炮来取乐”，前些年，一些文化自卑者常常引用此证，对烟花鞭炮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糟粕”之评价。与之相反，“爆竹声中一岁除”式的文化载体说，又把烟花鞭炮捧上了天。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19个大脚印”，更让不少人津津乐道。可是极端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样的现实，燃放鞭炮的文化传统，起始于古老的农耕文明，与当时的生产、生活环境相契合。如今，在高楼林立、空间狭小的城市里，“一岁除”如果还在“爆竹声中”进行，欢乐与厌恶到底哪个收获得更多，确实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

    法律困境。不可否认，禁放也好，限放也罢，相关法律的约束非常有限。违规的烟花品种堵不胜堵，违规的燃放行为抓不胜抓，违规的证据取不胜取……早有人说，燃放安全应以社区管理为主，可是面对街坊四邻，又有几人能拉下脸来真管？就算抓住违规燃放的，被抓者以及社会公众，潜意识中还是“为这种事被拘留没什么丢人的”。违法者众，执法者寡，法律的尴尬不言而喻。

    科技困境。中国人舍不下“烟花情结”，而都市环境又越来越难以接纳传统的烟花，能否依靠科学来解决这一矛盾呢？前些年曾有人提出过这一议题，市场上也出现过“电子烟花”之类的代用品，但是因为产品设计的局限，在市场上终归昙花一现。既有传统烟花鞭炮的燃放效果、又有更多安全保障的高科技烟花无法推出，是核心技术无法解决？还是无人对此引起重视？科学家们是缺少责任感，还是缺少作为？

    燃放安全，年年让人提心吊胆。修修补补的措施年年推出，却年年收效不大。为什么不从战略高度来把握这一问题，从解决上述三大困境入手，从根本上解除燃放的后顾之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