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脑瘫的女儿四处求医20年后，母亲李道红耗尽了心力。她给女儿喂下上百片安眠药，并将枕巾和被子盖在她脸上，女儿窒息而亡。昨天，李道红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在海淀法院受审。（《京华时报》6月11日报道）

    当这位头发花白，神情憔悴的“母亲杀人犯”被带上法庭时，我相信现场的旁听者不会对她投入憎恶的目光，反而会以同情、怜悯的态度看着她。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这位母亲提起诉讼，从维护法律尊严的意义上说，这没有错。但是面对孩子痛苦，家长心碎，肉体和精神受到巨大折磨，看不到尽头的巨大负担，这位母亲到底应该如何选择，谁又能给出一个更好的答案？在法庭上，丈夫称“理解妻子的行为”，实事求是地说，对这位母亲，哪一位理性的人，又能不理解呢？更何况，如今女儿死了，母亲要入狱，狱中的反省，又要让她经受别人所难以理解的精神折磨。

    透过此案，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多少这样的母亲，在精神几近崩溃、百般无奈中准备实施这样的犯罪？这种现象，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又是怎样的一种反差？

    目前我国民法规定，身体或精神残疾者，应由其父母等亲属负责监护。可是在经济比较紧张、其它条件也不好、实在承担不起监护之责的又该怎么办？谁也不难想象，如果摊上这样一个病人，往往会拖垮一个家庭。当其亲属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拖的难以支撑时，监护人失去理性的悲剧，其实很难幸免——与这位母亲相似的家长们怎么办？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来？他们的会不会也被压的精神崩溃？

    这些年，随着我国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讲究人权，注重人性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但就此案来看，很多实实在在的文明工程，还有待具体的法规、政策来体现。比如，在立法上，能否从从人道意义上，为安乐死寻求法律通道，为病人及家属减轻痛苦和负担？在执法上，能否从人性化角度，从法制精神的高度，实事求是地从轻判案？在行政上，能否从社会统筹、制度规范的角度，让家庭无法承受的病人集中治疗与护理，以至不被轻易拖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