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5位车主今天联名向保监会递交了一份请求，质疑交强险过多地分摊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并请求保监会对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公司高管的千万元年薪进行调查，向投保人澄清中国平安高管薪酬从交强险中分摊的数据，去掉不合理分摊的费用。（《法制日报》4月1日报道）

    虽然平安保险经营的险种并非只有交强险一项，但是交强险的“强制、指定”特性，再加上近一年来社会上持续不断的“暴利”置疑，还有去年年末在调整保额、费率听证会上，人们也没能听到“交强险赔款支出139亿，经营费用却高达141亿”的任何正面释疑，自然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平安高管的千万年薪，与这些得来实在太容易的“业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被强制纳税的车主们，当然有理由、有权利通过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疑问。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强制收取保费作为支撑的高达141亿的经营费用，有多少被摊入了高管的工资待遇、最终由保户们买单？公益化的交强险保额，是否成了高管年薪的最大来源？保监会有责任对此做出负责任的正面回答。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千名车主的联名请求，未必能收到令人乐观的结果。这除了保监会自身还难避对行业监管的简单粗放之嫌，使他们未必能够说的很清楚，更有国企高管的年薪，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资委来掌握的。

    这样看来，由于被指定交强险经营的保险公司主要由国企组成，千名车主联名请求，就应该着眼于两个主体——保监会与国资委。由保监会与国资委从不同角度调查此事，纠正其中的错漏之处，并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回复请求者。属于保监会的调查责任，应该是对交强险的独立经营状况进行监审，看是否有通过降低赔付、多摊成本来提升业绩，进而使高管获取激励性收益的问题；属于国资委的调查，则应该是审查对国企高管的激励与惩罚是否平衡；是否存在激励很实、惩罚很虚现象；是否存在考核指标过于粗放，考核程序不够严谨、无人较真现象……这，才是“千名车主联名请求”的最本质问题。

    早有学者指出，在现有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家直接的利益分享与其承担的巨大责任极不相称。但是他们往往又能获得全部的企业控制权，从而可直接从企业中获得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笔者以为，在国有资产几乎等于“特权资产”的背景下，从“股权中心主义”走向“利益相关者治理”，应该被视为一种可贵的进步。千名车主联名请求，不仅是一种社会监督，也是在呼唤“利益相关者治理”。希望能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其中，相关各方也应该以更高境界，珍惜公众的权利觉醒，在拿出自己认真负责态度的同时，为公众创造“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