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车额度拍卖只是过渡性政策，并不会一直延续下去。随着上海公共交通不断优化完善，整个交通状况有所缓解后，这种政策将会逐渐淡出。”3月19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五一透露。尽管对于淡出的时间措辞模糊，但对于全国独此无二在质疑声中坚持了14年的车牌竞拍，第一次出现“官方”叫停声音，暗示着上海“治堵”思路的转变。（《中国经济周刊》3月31日报道）

    近年来，有关限制私家车的政策争议很多。其中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就是百姓们好不容易即将圆上“家庭轿车梦”时，却要在一片“限”声中叹息。尽管谁也无法否认，汽车与人争夺空间、汽车对环境形成污染的特性，使发展家庭轿车与交通效率、环境污染等产生了巨大矛盾，这确实是一个必须理性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于私家车到底是控制、限制、还是抑制，其中也有着很大的创造空间。

    有人可能会问：控制、限制、抑制三者有什么不同吗？这是否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我以为不是。在我看来，控制，是一个量的概念，即按总量设置标线，不准超越；限制，是一个“门槛”的概念，以调整购置、使用条件的方式，进行间接控制；抑制，则更多是通过对市场要素的调整，为消费者从市场意义上提供更大弹性空间，让消费者在利益的权衡中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应该说，上海实行了14年的车牌竟拍，只能属于上述第二种“限制”的管理模式。而事实上，“抑制”才能更多体现管理政策的“柔性”特征。

    上海逐渐取消车牌竟拍，我以为最大意义在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已经从硬性限制逐步过渡到柔性抑制，人性化特征更加明显。试想，如果政府投入精力解决的公共交通舒适、效率问题有了明显改善，消费者出行的选择空间大了，在面对“用车行情”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个性，来决定自己买不买车、怎么用车——在公交效率能够保证的前提下，即使上车牌没有了任何条件，人们也未必都去蜂拥买车。

    更何况，刚性也好，柔性也罢，根本目的还是提高出行效率，保护城市环境。但这也不应该只让私家车来承担。拍卖车牌等限制措施，只是针对私家车；而以公益化思路改造公共交通、让百姓在更多选择中取消拍卖，针对的却是整个社会，公平的意义也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