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律师张力和陈肖言，以电影《色.戒》“潜移默化地向受众传递有损民族大义观念，广电局未能履行过滤责任”为由，将一纸诉状递交法院，状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要求撤销《色.戒》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发行、放映《色.戒》。（《燕赵都市报》1月31日报道）

    只要不是公益诉讼，与涉案事件不存在利益相关者，一般是不能作为原告来提出诉讼的。《色.戒》的上映，对两位原告律师未形成直接伤害。而提起诉讼以“抗日志士后裔”为名，又是一个不确定的泛化概念，因此是否被立案还是个很大未知数。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为这样的诉讼鼓掌，不为别的，只为不少人还在从各种心理出发，对《色.戒》津津乐道时，能有一种来自社会价值的置疑给类似作品泼上一点冷水。

    围绕《色.戒》展开的争论，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来，微观意义上的发展文化产业，与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文化事业，在具体操作上时常出现一些矛盾。在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评价上，确实存在着艺术与社会两个视角如何调整的难题，受众也存在着“唯艺术”与“重大义”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前者认为，艺术与政治分属两个领域，不能动辄以政治情怀来看待艺术，那种只作为背景来展示的社会环境及人物身份，不应该为政治、道德承担什么；而后者认为，“艺术”不能戕害最基本的家国观，不能将人们心中早已定格的历史事件、历史群体、历史人物，不顾受众心理感受地按照“人性化”需要任意摆布。

    以政治的心态来看待艺术，必然会使艺术走向图解政治的死胡同；而如果就此认定，艺术与政治就应该是“两张皮”，为了人性化需要，可以把阿庆嫂描写成荡妇，那也是一种不客观、不负责任的托词。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也都应该予以重视。问题在于“重视”应该从何入手，体现在一部作品里的艺术与大义之“度”应该如何把握。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顾及其它效益，应该是对文化产品把关的基本指导思想。这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文化发展结构问题。本着“有益、无益亦无害”两类标准，来确定一定时期的管理策略，将后者控制在一定的量度内，使其不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二是对作品有害无害的认定，应该有一个更科学、更民主的程序。艺术创作是见仁见智的东西，对有害无害的理解，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监管部门在审查一些“边缘有害”的作品时，不妨以小范围听证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在审批程序的更科学、更规范上下一番功夫。

    《色.戒》的“四大罪状”是否成立，法律意义上的评判自然令人关注。但更重要的，还是如何看待这起诉讼背后的社会价值观，是否引起了广电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是否能够拿出更负责、更有效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