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获得1998年长野冬奥会第四名、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第七名的中国女子冰球队，因为不被各级体育主管部门重视，全队23名队员，仅达到一支冰球队的最低人数要求。而且除8名队员在专业队编制内，每月拿着1000左右的工资，其他队员均为没工资可拿的 “临时工”，4年来的日常花销全靠各自的家庭负担。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还肩负着争取在2010年冬奥会上创造佳绩的重任。（《中国青年报》1月23日报道）

    谁也不难想象，如果这支以“临时工”为主组建的队伍，真的在2010年冬奥会上创造了佳绩，诸如“领导重视，强化队伍建设”之类的赞誉之词，不仅会被有关领导心安理得地接受，而且还很有可能成为功劳薄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恰恰是“官办体育”甚至所有官办事业最大的可悲之处。

    在我国，专业运动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俱乐部属下的职业化签约运动员；一类是国家及各省市政府用财政资金办起的竞技体育队伍。前者由于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基本不涉及公共问题；而后者却因为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办，客观上存在很多让人不放心之处。当前，官办的竞技运动队，也在实行着类似公务员的编制制度。人们不免要问：哪一类运动队、哪一级运动员才能享受“编制”？养人的编制，到底应该是在取得各类成绩之后逐渐取得？还是应该先用编制养起一批运动员，再来换取成绩？养谁不养谁，指望谁来拿成绩，到底要由谁来说了算？有个透明、科学的程序吗？

    我国的竞技体育，多年来实行举国体制、金字塔式选拔。这样的做法，确实创出了几个优势项目，培养了一批优秀运动员。但是从上述“23名运动员，15名‘临时工’”的现实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举国体制式的培养，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但是更应该看到，以编制来养运动员，既不可能覆盖更多的运动项目，更有可能因为决策者的主观好恶，埋没富有潜力的运动队及运动员。那么，为什么不能把代表国家或省市参赛的运动员、运动队，先以国家适当扶持、社会法人主办的原则业余运作，再将参赛取得的成绩量化为各种法定待遇，以激励运动员不在意什么编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呢？

    如今“23名运动员，15名‘临时工’”的尴尬，正在于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是竞技体育的国家队、省市专业队全由政府大包大揽，存在着既包不过来、又很可能养不到“点子”上的体制难题；二是这样的体制，很难不沦为少数人的封闭操作，资金使用效果无人考核、无法考核状态。而另一方面，“先拿成绩后论英雄”式的市场化思路被忽视，业余选手或运动队代表国家、省市参赛取得的成绩，如何量化为足以让人羡慕的待遇，也亟需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