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参加“降低漫游费上限标准”听证会的四川代表黎香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国家发改委和信产部发给他的听证材料表示了不满。他说，他收到的材料足足有一箱，当他花了大量时间研读完毕后，才发现这些材料似乎与本次听证会没有多少必然联系。黎香友直言他看完这些材料后有“很无奈”的感觉，不过也体会到了听证会组织方的“用心良苦”，他觉得这些听证材料有转移听证代表注意力之嫌。（《成都商报》1月21日报道）

    足足一箱听证材料，其中包括六本移动通信运营商的年报，内容却不是详细介绍国内手机漫游成本，而是介绍他们在国外的投资。我相信，对于任何听证代表来说，面对如此“翔实”的材料，如果不想被“绕晕”，那就只能被“累倒”了。就算听证代表出于强烈责任感，宁可累倒也要保持清醒头脑，那也不能高兴过早。听证过程的安排，也许还会让你的各种准备大打折扣——据去年12月15日的《法制晚报》报道，在“提保额、降保费”的交强险费率听证会上，各方争论激烈，参会者不仅普遍认为交强险数据不够细化，而且会议由原定两小时延长到5小时后，还是仅有个别代表得以提问。这样的遗憾，不仅留给了听证代表，也让所有关注于此的公众备感失落。听证时间延长一倍多，质询时间还这么短，多数时间都用来“听”，这样的安排意味着什么呢？

    从“一箱听证材料”到“少数代表提问”，谁也不难看出，虽然表现不同，但两件事透视出的，都是听证组织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遗憾之处。

    遗憾一，对听证的准备工作，缺少相关标准的把关。比如，被听证者到底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材料才可以上会？听证代表到底应该怎样遴选才能确保公正？在上次交强险费率听证会上，中国保协代表在面对“数据不够细化”的批评时，辩解说“这是保险核算的特点决定的”，似乎是在隐喻这样的质询很“外行”。可是退一步说，就算保险核算真有“不能细化”的特点，在社会公众中也未必没有内行人士，为什么不能适当吸收他们为听证代表，以避免被人家的几个术语打发了呢？

    遗憾二，对听证的过程艺术缺乏把握。听证本身就是一个讨论、论证的“过程艺术”。所以其最大意义，是听证导向是否中立，各方陈述是否充分，形成决议时是否充分尊重所有意见。在听证程序上，听、询、证的时间分配，应该本着集中、充分、透彻的目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安排。如果把“听”的时间拖的很长，“询”与“证”就势必要缺斤短两，听证的效果就难以保证。

    先用“一箱听证材料”来磨一磨你的耐心，再用“少数代表提问”来挫一挫你的锐气。尽管谁也不愿意用这种“诛心”的方式来臆测听证组织者，但是事实与效果，却让人无法不产生这样的联想。如何用新的事实来改变人们对听证的认识，当为相关人士所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