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昌平区旧县村与开发商合作进行旧村改造，承诺的村民新居没见影儿，土地上却建成了豪华别墅对外销售。村民们在维权过程中，分别从市国土局、镇政府、村委会追查出三个版本的合同。其中国土局的一份，是开发商以其它项目为名的征地补偿协议，征地600多亩，补偿款1亿余元，对旧村改造只字未提；给村民看的合同却规定，开发商在该村1800多亩土地上，给村民建设62500平方米新村房屋，再开发一部分商品房出售，并付征地补偿款6000万元。而后一份合同，镇里、村里竟然又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京华时报》8月26日报道）

    以前，我们也听说过“阴阳合同”或“黑白合同”的说法，只知道其中的一份是拿来蒙骗政府、审批过关或应付检查的，另一份才是双方真正履行的。可是像上述合同“阴阳”的这么离谱，还真让人有触目惊心之感。不难看出，开发商的真正意图，就是从该村征地开发别墅，合作改造旧村不过是个幌子——开发商自称，在该村的实际占地，是第二份合同规定的680亩，1亿多元的征地费等于付钱完成了对村民的安置，不可能再给村民建“新村房屋”了。那么，在第二份合同与第一份合同之间，“戏法”又是如何变的？

    阴阳合同大行其道，但是被揭出来的却很少。重要原因在于，阴阳合同如果不触及到较大的个人利益，很少有人真正较真，社会管理的诸多漏洞，通过阴阳合同暴露得非常明显：一是出于共同利益考虑，为达到逃避监管、税收等目的，在“阳合同”中虚拟、更改项目或少报标的额；二是某一方处于弱势，为了保住眼前利益而屈就，劳动合同中的“阴阳合同”大多属于此类；三是有的合同一方为实体法人，另一方是相对较虚的群体，其代表人如果责任心较差，主动或被动放弃所代表者的利益，法律上又没有对此类行为的追究，阴阳合同也有了巨大存在空间。而上述案例，就属于第三种情况——与开发商合作本来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到底谁该是合同的甲方？是全体村民？是村委会？还是镇政府？从整个项目的运转过程来看，村民只是通过公告才得知旧村改造这回事，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当时的村干部称“都是镇里做的主”，意下之意自己不过是个“签字机器”；而在所有“阴合同”或“阳合同”中，又都赫然盖着镇政府的公章……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除阴阳合同的社会化泛滥给人们带来的担扰之外，具体到旧村改造的一系列体制难题也浮出水面。

    当前，旧村改造分为两种运作方式：一种是工程立项将土地征为国有，按照国有土地建设方式进行运作，这种方式虽然有法可依、体制完整，但是涉及到多个部门，审批繁琐且耗时长久，村委和村民难以运作；另一种是以村民宅基地性质进行联合建设，虽手续简单，便于操作，但对于其中的责权纠纷，目前又没有明确清晰的法规条文。从微观来看，上述旧村改造中的阴阳合同，集中暴露了这种责权纠纷；而从宏观来看，旧村改造两种模式之间的冲突还会继续下去——是以社会化、规模化等城市模式发展？还是以乡土化、小型化村镇模式发展？事实上已经开始困扰此项工作的推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