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新京报》两则新闻格外引人注目。一是河北省景县包工头曹勇多次向开发商索要工钱未果服毒身亡，其家属将其尸体抬到开发商家里抗议。县公安局以“非法侵入个人住宅”为由，将曹勇尸体强行拉走，其两名家属再一次以当场服毒抗议；二是广东怀集县经贸局在中心市场执法时与猪肉档主们发生冲突，接到执法者报警的警察竟拔枪警告，两名档主受轻伤，档主们以集体罢市的方式相抗议。

    笔者注意到，两条新闻一经上网，网友们不仅反响强烈，而且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警方执法。不能不说，作为事外之人，人们都有同情弱者的普遍情结。在上述两起事件中，在当事双方和警方这三方中，“苦主”都是明显的弱者。但是我们对于是非判断，却不能仅仅从强者和弱者进行简单的划分。死者家属将其尸体抬到开发商家里抗议，警察确实该管；经贸局查禁猪肉与档主发生了冲突，警察也该管。但是网友们的义愤，显然不在该不该管，而是到底应该怎么管上。

    警方出警，虽然只应针对具体治安事件，但生活中的此类事件，无一例外都纠缠着一些是非纠葛，而且有些纠葛，仅从主干事实上来判断，并不难分清是非。死者家属将其尸体抬到开发商家里抗议，从眼前场景来看，确实是“非法侵入个人住宅”，但是如果没有开发商欠债不还、逼死债主的事实在前，这一幕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广东怀集经贸局如果在执法中能够说清没收猪肉的理由，正面回答猪肉没收之后的去向，又怎么可能导致冲突而报警呢？两起事件的共同特征，都在于警方在执法时都存在着“不问事由，单边执法”的问题——只看眼前事实，不问背景情由，导致执法倾向只偏向其中的一方，且执法力度上又都选择了未必正确的强制措施，这是使矛盾激化、走向执法初衷反面的根本原因。

    退一步说，就算警方执法无法对事件的背景负责，但仅从维护现场治安的角度来看，强制措施也不应该是说用就用的。死者家属将其尸体抬到开发商家里，也仅仅是抗议，并没有对开发商或其家人形成紧急的人身伤害；经贸局与档主之间的冲突，如果没有发展到暴力相向，也不能算是一起紧急治安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警方应该做的，应该是劝解、协调和控制，哪里能够动不动就强制甚至掏枪震慑呢？

    当警察出现在治安事件当事者面前时，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公正前提下的力量感。上述两起事件，其令人沉重之处在于，警方在并未完全把握“公正”内涵的情况下下，又把力量不适当地放大到了本不该承受的当事者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