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针对当前百姓打行政官司难度大现象时指出，让“民告官”不再难，必须拿出硬措施，切实解决行政案件应当受理而不受理，或者不依法及时受理，导致行政诉讼“告状难”的问题；切实解决应当撤销违法行政行为而违心迁就、违法办案，或者审判效率不高、久拖不结的问题。（《人民日报》5月14日报道）

    民告官难，可以说体现于此类诉讼的自始至终。在立案环节上，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曾下发文件，对涉及面广或敏感性强的群体集资、拖欠工资、土地补偿纠纷等棘手难缠的13类案件不予受理，自我设权将一大批行政诉讼案拒之门外；再看审理环节，纵观近年来法院的审理过程，人们不难发现：法院常常忽略不当行政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反而在“行政对象特定”与“行政对象不特定”之间、在“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在证据采信上的掌控尺度之间，利用自身裁量权，做出偏袒行政单位的判决；在执行环节，即使百姓胜诉，但在“执行难”非常普遍的社会大背景下，行政案的执行就更难……至于被“推”与“拖”，就更是民告官中的家常便饭了。

    民告官难，最根本的，是难在了民众的权利贫困上。而这样的权利贫困，在民众与行政、民众与司法、民众与各类自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及层面都有体现。一个农民，如果根本没有和村官平等对话的权利，受到村官侵害时怎么能不上告？当上告行政机关或无人受理，或被敷衍了事，除了向上级机关申诉上访，哪里还有别的办法？当申诉上访还不解决问题，不找法院还去找谁？如果法院再把他们当作包袱踢来甩去，他们哪里还有出路？正是因为民众的权利被广泛忽视，我们的相关法律才粗疏笼统，我们的司法过程才生硬冷漠，我们许多民告官的案件才由少积多，由小变大。

    肖扬院长提出“必须拿出硬措施”来解决民告官难的问题，这样的态度固然值得称道。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司法行政化、民权贫困化等社会大背景下，所谓的“硬措施”既不可能真的有多“硬”，更无法保证长久地“硬”下去。因此，当前最紧要的，还是应该从治国理念上解决民众的权利贫困问题，从法律规章、道德倡导等各个角度，保障和容忍公民的批评权、告状权。只有这样，公众批评政府氛围才能真正形成，“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才能从根本上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