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不少地方，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享受这种“待遇终身制”的公职人员级别在放低，人数在增加，已渐渐成为一种令民众与官员疏离的特殊待遇，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瞭望》新闻周刊最新报道）

    “享受XX级待遇”之类的字样，从最低的“副科级”到“副军级”、“正部级”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被老百姓戏称为“括号待遇”。从百姓的主观感情来讲，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给予终身待遇，人们能够理解，也会从心眼里赞同。但是在“离休老干部”只减不增的情况下，那些没有这样的资历、但又手握重权的人，开始为新的“待遇终身制”寻找理由，并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使这项“自肥”制度走出了党政机关，在所有涉公领域泛滥成灾。

    对于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待遇终身制，比较普遍被强调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公共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就必须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性，公务员不能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如果国家职员与私人机构职员没有了区别，政府的存在理由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抓住这样的的概念，我们的公务员制度近年来在责任考核上创新不多，在待遇稳定上却先行一步，待遇终身制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但是这样的思路却至少带来了两个最明显的弊端：一是片面强调了干部队伍的稳定，忽视了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公，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稳定。由此，对官员的激励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又被社会负面影响增加的工作难度所抵消；二是在业绩考核难以客观科学的情况下，过于稳定的利益预期，不仅不会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形成更大的惰性。

    于法无据的“待遇终身制”为何盛行于世？表面来看，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从上到下还远没有形成“尊法”的习惯；深入来看，还在于凡涉及个人及小团体利益的改革，我们的党政机关还远不具备只忧国民、拒绝“自肥”的境界。换言之，自己给自己削减待遇，那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几年前，我们破除了职务终身制，但是却没有破除待遇终身制。如今，这条“尾巴”有越拖越大的趋势。在“公平”、“法制”成为热门词汇的今天，这样于法无据的事如不尽快纠正，与此举的“稳定”诉求背道而驰，就绝对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