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一份《城市设摊导则》将在上海出炉，并于下半年正式开始实施。上海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悉，这也是上海首份指导城市摊位设置的行业导则，它甚至超越了一些部门法规，从细则上放宽了对城市设摊的严格限制。（《东方早报》2月26日报道）

       不可否认，此举的正面效应是明显的：既方便居民的差异化生活，又给商贩送上“饭碗”，也会减少执法矛盾。从认识意义上看，这确实是一个多赢的结果。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举措并不新鲜：在北京，活跃在社区的废旧物品收购员、修鞋工、果菜商贩等等，有不少摊位也挂着“社区服务”的牌子。但是，游商乱摆卖与城管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因此，我觉得对目前“市民同意既可摆卖”的意义还不宜夸大，效果也不可寄望过高。

       众所周知，商贩的真正目地在于“商”，而商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人流的多少。因此，乱摆卖的游商肯定是哪里人多在哪里摆，社区往往不是他们的理想之地。换言之，政府为他们开了一扇经商之门，他们却未准领情。这样，问题就来了：市民同意既可摆卖，是指繁华路段的过客市民同意，游商就可以在大街上摆卖？还是只局限于社区居民同意，在本社区范围内的摆卖？如是前者，肯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是后者，一个社区的市场，又能给多少游商带来多大的“饭碗”？而如果容纳不了几个商贩，此事的意义还有多大吗？

       此外，“市民同意”的概念，理解起来同样有着很大的争议。商贩进社区，不受干扰的居民肯定是同意的；而相隔较近、多多少少受到干扰的，又肯定不会同意。如果有一个居民不同意都不能摆卖，此事的现实可行性，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能不说，“市民同意既可摆卖”的探索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效果角度来看，也不能对此评价太高，还应该继续其它方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