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公用企业，基本实行事业化管理体制，即企业化的市场经营与行业化条条管理相统一。既是经营上处于强势的全国“一大块”，又是自我管理的全国“一条线”，经营主体与行政主体合二为一，为其滥用垄断者优势地位提供了先天的条件。而垄断者滥用市场优势地位，通过提价、服务缩水等方式滥收费用，现行法律尚没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当前我国规范垄断者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一些专门的行业立法。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有关规范只有第6条中“公用企业或者其它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产品，以排挤其它经营者的公开竞争”。但是，无论是法律文化环境，还是法律的体制保证，都没能为这一条款的最终落实提供条件。而在行业监管立法中，即使程序上要通过国务院或全国人大，但大多也是本行业自己起草，或者是立法机关主要征求行业骨干企业的意见，这很难避免对行业利益的“网开一面”。在执法中，又因为监管部门与被监管者常常有着相同的利益关系，导致法律的效果再打折扣。

       那么，如何从法律上规范垄断者滥用优势地位呢？我以为应该通过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或另立新法，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取得突破：

       一是在立法中解决网络开放问题。垄断的最基本物质条件，就是其庞大而封闭的产业网络。而从法律上规定其网络的有条件开放，实现与同行的互联互通，也就等于开放或降低了竞争门槛。这无疑是打破垄断、降低市场成本以造福百姓的关键之举。

       二是在立法中认定垄断业的盘剥行为。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对出租车、物业管理两行业发布“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明确规定了哪些开支不得列入定价成本。近年来的各类涨价听证会上，涨价理由的“成本”，往往成了垄断者与听证代表各执一词的糊涂账，而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听证会无一例外开成了“涨价会”。而从法律意义上界定成本范围，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其涨价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