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甲公司欠下本市乙公司一笔债务，作为债权人的乙公司不在北京起诉讨债，却将债权转让给北京周边河北省某“空壳公司”，并指定在“空壳公司”所在地的基层法庭起诉讨债，为了获得审理权，基层法庭又将一个案子拆分为几个……如此“债权大腾挪”之后，转让债权者“放血”收回了债务，基层法庭提高了业绩，收取了当事人可观的诉讼费用，而且还寄生了一批专吃此类“债权转让”空壳公司。（《新华每日电讯》7月14日报道）

        与不久前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以“自交诉讼费，凑人名，自按手印，伪造案卷凑结案数”来提高业绩的方式相比，报道中提及的营子法庭显然要高明多了。而从危害程度来说，前者的目的无非只是保住编制和某些既得利益；而营子法庭的做法，危害却远不止于此。其中最大的危害，在于司法成为某些人谋取利益的工具，从而使法律的刚性减弱，法律作为社会公正底限的价值被蚕食。

        不难看出，引发此事的关键环节有以下三个：一是债权可以转让，尤其可以异地转让，直接导致案件管辖权的转移，为异地审理、执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二是不同地区司法机关的审理、执行有着不同的标准。比如在北京，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不能轻易对于被告单位的财物进行扣押和查封，如果原告要求查封，则必须要提供与被扣押或查封物等值的现金担保。但是周边河北省的一些法院不需要担保，直接就可以来北京对一些财产进行诉讼保全；三是把案件标的额化整为零的“猫腻”，目前又基本处于无人较真的灰色地带。

        法律被人钻了空子，对于钻空子的人，尤其是故意钻空子的法官，给予相应的惩处是必要的。但更应该令人警醒的，是上述三个环节是否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补牢意识”，是否应该根据已知漏洞形成的危害，对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必要的修订。比如债权转让，能否规定诉讼管辖权不因债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对原告要求法院查封被告财物，最高法院能否出台司法解释，让全国的执行方式统一起来？比如对案件标的额“化整为零”违规操作问题，能不能通过让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合并审理”的规范把关，杜绝这一现象？

        河北法院爱盯北京债务人，作为北京司法机关，也应该反思，为什么会有债权人要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来讨债？除了两地执法尺度上的差异，自己的法律服务是否还有提高的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