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中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中国新闻网》6月4日报道）

        政府成本高，绝不仅限于哪一级领导占了多大办公室，哪一级公务员配备了什么办公用品这么简单。政府的运行成本，既有体现在直接开支上的，更有体现在通过“卖权寻租”而人为流失上的；既有总体上的浪费挥霍，更有结构上的“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钱乱花”；既有被监督者的成本控制不力，也有监督者自己的“成本效益比”逐年降低……

        近年来，有关政府成本逐年提高的报道屡见不鲜，专家学者及专业人士，也对其成因、解决之道发表了许多见解。可以说，如果单独立论，降低政府成本这一主题，即使写成洋洋洒洒一本专著，怕是也难以真正尽言，可谓错综复杂。

        问问那些带“长”的行政首长，真正让他们担心的事情是什么？答案其实一点不难：来自上级的绩效评价。假如说，即使政府成本可以量化，也进入了行政考评标准系统，上级机关又会进行怎样的考察呢？在目前的体制下，上级主要官员不可能事事亲自考察，李金华所说的“各种国家监督力量”，现实中又不仅起不到多大的监督作用，反而会使政府机关因疲于应付那些形式重复的检查而抬高政府的行政成本。这还仅仅是“从上至下”的考评。那么，从下至上的考评——民主评议的效果又会怎样呢？一个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面对考察者征询自己对行政首长的意见时，内心深处最不难理解的评价取向，就是这位领导是否善于打上一点政策的“擦边球”，给本机关谋上了什么具体福利，争来了哪些具体利益。又有几个会从政府服务对象的角度，来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呢？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政府成本又怎么能不高？

        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如果对政府成本的考评都只是在“上级——本机关”这样的体制内循环，就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脖子到底有多黑”，考察结论就永远只能是“有情可原，事出有因”，永远都会不了了之。事实上，政府成本高不高，百姓们心里最清楚，有识之士最了解。只有将引入社会监督落实到体制、制度上，并将社会监督作为主要考评依据，政府成本才有可能真正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