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租车拟由1.6元涨到2元的听证方案公布后，有记者在听证前采访了部分听证代表，也有专家学者与“的哥”、市民们召开了民间研讨会。这些活动，曝出了出租车公司一些闻所未闻的新信息。比如，首汽公司一年的“工作餐费”174万元；银建公司的“福利费”高达609万元；银建公司党委书记月薪两万多元等。给听证方案“不得不涨”的基调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华夏时报》4月21日报道）

        油价上涨，“三者险”费率提高，司机的“三险”要上……听证方案列举了很多成本增加项目，为涨价提供根据。惟独不提自身经营管理成本是否处于社会平均成本线。出租车公司到底有多少人在“吃”司机，“吃”乘客？到底是在怎么“吃”？如此之高的管理费用摊入成本，方案中只字不提，这样的听证，很难说不是在蒙蔽公众。

        令人瞠目的高薪，不可思议的高福利，促成了高昂的管理成本。高昂的管理成本，通过高昂的“车份儿”，转嫁给了司机和乘客。对此，忙于召集听证的政府部门，自己是不是真的搞清了？是不是真的想搞清楚？要知道，听证方案最应该向公众交待的，除了那些容易算清的燃油涨价等直接成本，更该澄清的涨价理由还有两大方面：一是出租车公司无偿得到运营权，意味着没有竞争风险而导致行业垄断利益的存在，这显然应该量化为公司的隐性收益，减少涨价法码。垄断利益该不该作为抵消涨价的因素？该抵消多少？这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从政府授权经营、统一运营价格的角度看，出租车公司并非完全“市场化生存”，因此其经营管理费用，不应该无论发生多少都直接摊入成本，作为涨价的依据。

        垄断利益如何认定，我觉得应该通过必要的论证来解决。而乱摊成本以求涨价的行为，政府应该能够搞清并加以限制的，问题在于政府是否真想这么做。在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到位的背景下，政府能够舍弃政府部门——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的层级管理体系，而考虑直接面对6万多辆出租车的管理模式吗？而如果不可能的话，政府就必然要指望出租公司为自己承担一部分公共管理责任。这样，政府对出租公司盘剥“的哥”、转嫁风险谋取利益，又怎么能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政府与其在“油补”、“涨价听证”等问题上殚精竭虑，为什么不放开出租车市场，让竞争来解决这些问题呢？答案其实简单：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公益”与“市场”的结构把握上进退失当，管理方式更多“泛行政化”，直接导致屁股难以坐正。这也正是听证会无一例外开成“涨价会”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