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色书”为伍的这些年

田东江

“三色书”，是我对中华书局版古籍丛书的一个粗略划分，依据的主要是封面或书脊的颜色：绿、黄和白。当然，绝对是以偏概全。

我似乎生性喜欢历史，不知道有没有基因的成分。

我父亲原本是北平的一名药铺学徒，北平解放后毅然从戎，并随大军南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响应国家号召开发“北大荒”，又从江西南昌转业去了东北。他的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但是他很喜欢读书，家中的书柜里很早就有《曹操集》《诸葛亮集》《焚书》《藏书》，甚至他偏好的医书里也有《内经释义》《伤寒杂病论》什么的，显见他对历史颇有些兴趣。因为我从小不在他身边，加上他又去世太早，所以搞不清他究竟读过那些没有，读得怎样，也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对历史有兴趣。总之，在“喜欢”这一点上，我大约有点儿承继的意思。

但是我真正在“喜欢”历史的道路上走得进一步，却是好多年之后的事情。曾经也很有可能专业从事于此，却终于失之交臂。那要从1985年填报高考志愿说起。

1985年是我第三次参加高考，身份是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工人，大型央企，我在那工作已经整整五年。此前，1982年夏日的某一天，受到好友的点拨，忽然觉得应该去比划一下高考，虽然对一个技校毕业生而言颇有些不自量力，很像《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1983年夏天还是便匆匆上阵了，结果只差了一点儿；1984年兴冲冲地再来，结果又只差了一点儿。这里面既有总分不达本科分数线的因素，也有填报志愿完全凭借自己兴趣的因素。彼时国有企业正如日中天，根本不会想到日后职工还要面临“下岗”，企业自身还有需要“振兴”的一天，因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倘若秉承有书即读的原则，那么第一次高考时也可以拍屁股走人了。但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迷上了外交，头两次报志愿一定要干那个，只填一个学校，在是否服从调剂那里还明确地“否”。1985年，因为自觉无力再战第四次，所以不得不“退让妥协”，但仍然心有不甘地将第一志愿“外甥打灯笼”，后面原来空着的四个位置则一概填满，填什么呢？填那些在本省——黑龙江省招收“历史”专业的院校，而且，该“服从”的地方一律“服从”，有看看天意的意味。

回过头来看，那种填报是荒谬的，根本没有梯度可言，所谓“一损俱损”。当时留了底，顺序照抄如下：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其中，中山大学招三个专业：历史学、汉语言文学、民族学。最后，恰恰录取了那个没填的“民族学”！自己“服从”嘛，当然谁也怪不得，可怪的只是，历史学在当时也并非热门专业，多少人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就不肯接受主动投怀送抱的呢？

1992年7月，读完了七年“民族学”之后，我就职于广东省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开头那些天，新人就是闲人，忽见部门书柜里有一套20册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无比欣喜，取出第一册。我当时不会料到，延续至今的典籍通读就此开始了。

对浏览史书，我有一个顽固的习惯，非不得已，一定要看中华书局版。看得多了，渐渐发现他们的丛书如果按封面或书脊的颜色，大抵可以分为三种，这就是我所说的“三色书”。具体而言，《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广记》《清稗类钞》《历代纪事本末》《全元戏曲》等属于“黄皮书”，《二十四史》《全唐诗》《清史稿》《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等属于“绿皮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新编诸子集成》《学术笔记丛刊》《读史方舆纪要》《朱子语类》等属于“白皮书”。与“三色书”为伍，自然只是形象的说法，全无排斥其他的任何意味，《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古典文学研究基本资料汇编》等就不好归类。但是毫无疑问，“三色书”构成了历史典籍大军中的中坚力量。

我之与“三色书”为伍，始而是借，然后是买。买，一方面享受占有的乐趣，另一方面便于阅读和使用。我在通读“绿皮书”的时候，太太正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需要她从资料室逐册来借。彼时借书要填卡片，填上借书者的名字，借还日期等，卡片就插在粘在封三的小口袋里。因为太太的名字在那些相对生僻的书上留得太多，还引起了系里教授们的好奇。借的书，没法做记号，而且用的时候又要反复再借，很不方便，有时只是确认某句话原文的若干字眼而已，于是下决心买，最早买的也正是“绿皮书”。

那个时候收入太低，买齐“绿皮书”绝对是笔巨资。但我和太太在逛书店的时候意外发现，彼时市面上有三个年份出版的“绿皮书”同时存在，定价差异很大，最便宜的1元多1册，最贵的10元多1册。所以我们到书店一旦见到“绿皮书”，马上去翻最后一册的封底，看定价。最沮丧的，是明明旧版，给贴了新定价。饶是如此，还是买到了一些最便宜的，如《梁书》，3册才5块3；《魏书》算是中间价，8册18.3元；最后买的是《宋史》，495块，那是下了相当大决心的。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已经在排队交钱了，太太硬是发现了更便宜的版本，显然是店员疏忽使之成了漏网之鱼。可惜是哪一种，已经记不起来了。

“三色书”之外，最惋惜的是错失《点石斋画报》，这个是1983年广东人民社版，线装，共五函44册。第一次在北京路古籍书店相遇时250元，但工资只区区350元。等到觉得250元可以接受了，却发现定价标签换成了500元。又可以接受了，又换成了1000元。心理承受追不上书价增速。前几年再过古籍书店，出于好奇，看看《点石斋画报》现在究竟多少钱，结果只剩了两函20册，每册50元，店里也搞不清那三函哪去了。为了不留下彻底的遗憾，毅然将这两函购入。之后忍不住把经历与一位资深店员分享了一下，他对不断变换的定价也记得清楚，说当年很难卖，他们每推销出一套会得到20元的奖励。落笔之际，看了看“孔夫子旧书网”，整套书已经卖到了7000元！

前面说了，买，是为了便于读。上世纪80年代吧，看过华君武先生一幅漫画，大意是如果买书不看，不如在家里画个大书橱。但读书是件“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事情。我们有一项“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两年一度，每次数据出来，国民阅读率都不容乐观，年人均读书三四册，低得可怜。很多人对不读书给出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这实际上完全站不住脚。宋朝参与编修《册府元龟》的钱惟演说自己：“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从中可见，他的读书时间就是挤出来的，而这前提，则取决于他“平生惟好读书”。宋太宗也是如此。当年，《太平总类》编纂完成之后，太宗坚持每天阅读三卷，“一年而读周”，并赐名《太平御览》。

古人因为读书有“头悬梁，锥刺股”的，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的，《三字经》概括得好，“彼不教，自勤苦”，全凭的是一种自觉。现代人有的笑其愚笨，实则古人也并不是鼓励机械模仿，而是倡导那种勤读、苦读的精神。所以近人瞿兑之说：“能看毕《二十四史》殊不为难，然肯用此功者殊不多见。”的确如此，“绿皮”的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也不过区区280多册。倘若有些毅力，像挖山的愚公那样，每天挖它一点儿，“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并且，读书委实不用那么小资，一定要与慵懒啦、午后阳光啦、泡壶茶或冲杯咖啡啦为伍，应该是件比较随意的事情，就像唐朝的李密一样，趴在牛背上也能津津有味地阅读《汉书》，读得入迷，旁边来了个大官都不知道。总之，不必因为书籍的神圣而使读书行为本身变得矫情。

读，是为了用。宋人罗大经将读书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则取之以抚世酬物，又次则取之以博识多闻，下至苏秦之剌股读书”，罗大经未必是要否认苏秦的用功，而是说他“专为揣摩游说之计，固已陋矣” 。在他看来，读了书的人，修养要跟上去，无论如何不能“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

新闻人读史有什么用？倘若有人认为，新闻和历史没什么关系，那么就真的是“固已陋矣”。前辈报人早已把二者的辩证关系讲得明明白白。如徐铸成先生说过：“历史知识也像地理、国际、政治、科学知识一样，是记者知人论世必备的常识。……历史是昨天、前天的‘新闻’，史论，则是对昨天、前天‘新闻’的评议，和新闻工作更有密切的关系，并可以从中借鉴，吸取他们推理、论断的方法，学习他们精练的笔法。”再如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说过：“不了解历史，就不善于发现新闻；不了解新闻，就难以理解历史。”我们如果先钻进“故纸堆”，再钻出来观照现实，便可或者才能发现前辈的见解何其精辟。

从1998年1月起，我开始撰写读史类文字，尝试走一条“为新闻注入历史内涵”之路。在《南方日报》上先后开有三个专栏：《读史札记》《野史新说》和《今古齐观》。前二者不言现实，却处处观照现实；后者则直接由新闻起兴，由新闻收笔。无论哪个专栏，文字都近乎历史杂文，一篇千把两千字的文章征引书目往往达十几种，“六经皆我注脚”。在具备思想性的同时，兼顾知识性、可读性。而把那些散见于不同书籍中的同类史料聚拢到一起，貌似信手拈来，实际上正有赖于阅读基础作后盾，大量地占有，才谈得上精挑细选。

自2006年起，我开始将这些文字有系统地出版，成“报人读史札记”系列，迄今已出五集：《意外或偶然》（2006）、《历史如此年轻》（2010）、《青山依旧》（2011）、《无雨无风春亦归》（2013）和《了无痕》（2015），共计130万字。第六集《天淡云闲》在校对之中。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潮白新闻时评精选”系列共六集，分别是：《讲“文化”的时代》（2008）、《那点儿政事》（2010）、《鸡毛蒜皮》（2011）、《前庭草》（2012）、《都是随人说短长》（2014）、《薄言有之》（2015），第七集《不栽桃李种蔷薇》亦在校对之中。这些新闻时评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嵌入了历史典故，形成了自己时评文字的一大特色。

学无止境，不可以已。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说，1992年是我与“三色书”为伍的元年，那么至今还没有画上句号的打算。一方面，新的典籍标点本在继续推出；另一方面，读过的还可以再读。随着自身知识的积累、提升，先前不以为意而一眼带过甚至没入眼的，可能成了新的关注焦点。隔两三年我便读一下《西游记》《水浒传》，于此感受颇深。当然，获取知识只是读书的功用一面，重要的还在于增益个人修养。明朝黄铎说：“读书易耳，为人难。”就是说明白道理容易，见之于实践难。清朝张怡说得更直接：“学者读书穷理，须实见得，然后验于身心，体而行之”，否则，就“无异买椟还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