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在我们的典籍中，很早就称日本为倭。《汉书·地理志》即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颜师古注引《魏略》曰：“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十八世纪，日本九州发现了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而《后汉书》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这枚金印与这次赐予也许存在一定的关联。当代抗日战争时期，“倭寇”更成普遍称谓。明张瀚《松窗梦语》袭前人语云：“日本在东南大海，近日所出，故以名之。”因而可知，“日本”乃其大号，得自地理方位；“倭”则属于花名，有“象形”意味。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倭”字从人从委，“委”从女从禾，“委曲也，取其禾谷垂穗委曲之貌”；那么，“人”与“委”联合起来，引申表示“身材矮小的人”。

    《戒庵老人漫笔》里有一篇《倭房公赋》，“沙汰毕，督学一，文运兀，倭房出”云云。从标题以及开篇，可知其模仿的是杜牧《阿房宫赋》。“呜呼，戕士类者，倭房也，可杀也，护倭房者何人也？亦可杀也。嗟夫，使朝廷听好人则足以拒倭，倭不为督学之人，则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谁得而被祸也？”虽然赋中一口一个“倭”，却也与日本没有丝毫干系，该赋抨击的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科道考官房寰大肆收受贿赂，至于“案首赃私，多于仓廪之粟粒，家书包票，等于官店之帛缕”。以“倭房公”名之，逻辑推去，房寰应该是小个子。作者的结论很有意思：“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远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强于国史也。”则今天热议的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算是由来已久，一笑。

    提及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大抵表现为鲜明的两极：一极是唐代如何友好，日本的遣唐使派了多少批来中国交流，其中的阿倍仲麻吕与李白﹑王维等如何结下深厚友谊；再一极是明代如何交恶，东南沿海如何抗倭，如何诞生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

    日本学者古濑奈津子撰有《遣唐使眼里的中国》，对认识友好时期的中日关系很有帮助。里面收录了一张“遣唐使一览表”，对总共20次遣唐使的每一次，包括任命及出发的年份、使节名、人数及船数、归国时间等一一罗列，借此同时可知阿倍仲麻吕717年来中国那一拨，总共557人乘坐4艘船只，其中不仅有阿倍等留学生，还有留学僧以及各种技能之士。众所周知，遣唐使中以阿倍仲麻吕（晁衡）最为知名，王维有名篇《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云云；李白也有著名的《哭晁卿衡》，他以为阿倍归国途中遇难，悲切之情溢于言表。实则幸免的阿倍又折返长安，最终埋骨于安史之乱后的大唐都城。

    中日关系到了明朝，基本上是交恶史，即便是日本来朝，朱元璋亦以“虽朝实诈”来看待。在明朝的正野史中，有大量关于“倭”的记载，按今天新闻界的说法，尽皆负面内容。翻一翻《明史》、《明会要》，不难领略。甚至中国的法律都约束不了他们，享受外交豁免权一般。比如成化四年（1468年），日本使臣清启“伤人于市”，“有司请治其罪，诏付清启”，清启则振振有词：“犯法者当用本国之刑，容还国如法论治。”弱国无外交，彼时大明之于日本，弱吗？不弱，却也如其所愿，颇难理解，自后的恶果自然是“使者益无忌”。因此，以严格意义上的“名族英雄”标准来打量历史，大约只有从明朝起，戚继光、俞大猷他们抗倭才真正立得住脚。其他如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今天看来都不是敌我矛盾，早就摇身一变为中华民族内部矛盾，而惟有倭的“外敌”性质未变。当我们的版图基本奠定之后，林则徐、关天培抗英等“名族英雄”的光环更加名副其实自不待言。

    野史笔记中，倭的形象就更加不堪了。《松窗梦语》里有一段说的是倭人如何狡诈。“永乐初，遣太监郑和等率舟师三万下西洋，日本国入贡”。郑和下西洋威风八面，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就是“虽足伸威海表，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夷人亦知我沿海要害之处，以故寇盗复起”。此后“倭奴假我勘合，方物、戎器来朝，遇官兵诘问，矫云入贡”，原本的偷偷摸摸变成了大摇大摆。而“每乘我师无备，即肆行杀掠，满载而归”。《明会要》所载足以佐证此事。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入贡，“至临清，掠居民货。有指挥往诘，（被）殴几死”，在大明的土地上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地方要惩治，“帝恐失远人心，不许”，息事宁人的做法已经没有了底线。于是，“（倭）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贺”。就是说，掂量着能得手就逞强，不能就服软。

    纵观历史，中日关系不堪回首的一面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争的事实，“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你才倭呢、你全家都倭的意思吧。倭字从中性沦为贬义，就从明朝开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