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今年是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年。从下半年至明年第一季度，广东20个地级以上市(深圳去年已换届)、121个县(市、区)领导班子将进行换届。唐朝侍御史马周说过“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如今，“县令”依然，把“刺史”换成“书记”，这句话仍然不失其意义。这次换届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首次将政治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纳入干部考核当中，声称考察中发现干部的“德”存在问题的，绝不能提拔使用，已在领导班子中的也要调整下来。

    古人很重视官员的德行。孔夫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里的“北辰”，虽然用清朝邵晋涵的话说“诸儒释者多异”，但夫子的意思很明确：施行德政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百姓的拥戴。而施行“德政”的逻辑前提，是官员要具备“德行”。与孔夫子同时的子产提出：“德，国家之基也。”那是晋国范宣子执政，诸侯都要来朝聘、纳币，负担太重，“郑人病之”。于是，子产托书给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子产名公孙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这是说，一个执政者应该担心没有赢得好的名声才是。而“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子产指的，还是执政者的官德。《左传·桓公二年》中的臧哀伯进谏，直指的则是百官的官德，认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把官德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

    《贞观政要》里，唐太宗问吏部尚书杜如晦“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推崇“两汉取人”的方式，“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两汉时的做法是察举、征辟并行，一个是自下而上保荐人才，一个是自上而下聘用人才。汉文帝时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时要求举孝廉，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举贤良方正，是要大家举荐那些“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当代瞿同祖先生认为，此类虽然可分贤良、方正、直言三个小类，但不贤良便不可能方正，不方正便不可能直言，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举孝廉，是要求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北宋司马光对才与德的辩证关系更有一种见解：“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人们往往容易注意到其人的才，而忽略其人的德，所以，“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知所先后，又何人之足患哉！”

    曹操“唯才是举”是出了名的，他似乎不大重视德，且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发布的《求贤令》明确宣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他指的，分别是管仲、姜太公和陈平。在曹操眼里，管仲正有点儿“负面”的意味。《论语·八佾》讲过：“管氏有三归。”《史记·管晏列传》讲过：“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就是说，管仲不仅富可敌国，娶了三个老婆，而且国君举行国宴时的设备，他家里也有。曹操显然认为管仲不是“廉士”。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又有《举贤勿拘品行令》，明确“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一概“勿有所遗”。然曹操之漠视德，该是在人才被举之前，举之后，未必仍然如此。曹操的法令也是非常严明的，他自己就有过“割发代首”的经历。出征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偏偏他自己的马受惊了，踏坏麦田，主簿“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为他开脱，曹操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三国演义》也收进了这个故事，注解的毛宗岗父子看到这里大骂曹操真是“奸雄”，把自己的脑袋砍掉就是了，假惺惺地问什么？其实曹操自受的是髡刑，把自己视为奴隶，那是很值得称道的自责了。另一方面，曹操的政治并非贪官污吏的政治，从侧面也印证官德并未在他的治下缺失，黄河以北不仅经济恢复，政治不是也相对清明吗？

    治理一个地方，才能终究最重要，德行可以改变也可以凭借制度进行约束。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突出对德的强调，某种程度上表明监督的缺位。官员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寄望他的良心不坏了。实际上，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就算变不好，也能让他原形毕露。当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性侵犯纽约市一名酒店女服务员不是被捕了吗？早几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发生性关系不是弄得灰头土脸吗？现在，我们的监督体系理论上是健全的，但提到监督成效众所周知，乃不得不重视德。然而，无数事实表明，别说约束权力了，约束什么，良心都是根本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