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广州亚运会圆满落幕之后，方方面面在总结时莫不认为，与其他地方举办大型活动听不到一个“不”字的最大区别是，广州一路上基本上伴随着批评之声走来。从申办成功为迎接亚运进行各项市政工程开始，就屡屡背负着一身的“不是”。也正是因此，广州收获的如潮掌声成色更显十足。

    蓦地想起王安石的一句诗，就是他所“修改”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中的后半句：一鸟不鸣山更幽。按照苏东坡的说法，“王介甫初行新法，异论者譊譊不已”，因有此诗。诗曰：“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而诗名《钟山即事》，显见是安石罢相之后退居金陵，日游钟山时的触景生情，字里行间透露着政治上的失意以及生活上的孤寂。在此诗之前，安石在位上时，还有一首《崇政殿后春晴即事》：“悠悠独梦水西轩，百舌枯头语更繁。山鸟不应知地禁，亦逢春暖即啾啾。”两相对照，再佐之以东坡的话，则“一鸟不鸣山更幽”中的“鸟鸣”，大抵可以理解为“谏言”。

    从前是有职业谏官的，“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专门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说错了也不要紧，所谓“谏言不咎，谏官不罪”。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因为以谏诤而贬窜不毛之地的从来都数不胜数。所以宋人杨大全说得好，自己“不以言而获罪为耻，而以言而不听从为耻”。他知道“自古谏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锧，其次亦流窜四裔，其小者犹罢免终身”，今天呢？“不勉于听从，亦不加于黜逐，徒饵之以无所谴何之恩，使皆饕富贵，甘豢养，以消靡其风节”，纯粹就养起来。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平居皆贪禄怀奸之士，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人”。400多年后明朝崇祯皇帝的遭遇，似有意为之诠释。计六奇《明季北略》载，甲申（1644年）三月十七，李自成围困北京时，崇祯“俛首书御案十二大字”，道是：“文武官个个可杀，百姓不可杀。”愤恨真是到了极点。煤山自尽前夕，崇祯亦曾“手自鸣钟集百官”，然而却是“无一至者”，绝了最后一丝希望；而三月二十一，李自成着令明朝百官向新政权报到，大家则唯恐来迟，至于“以拥挤故，被守门长班用棍打逐”；又因为来得太早，“承天门不开，露作以俟，贼卒竞辱之”。这一天，他们虽然“竟日无食”，竟然恬不知耻地以所谓“肚虽饥饿，心甚安乐”来宽慰。

    南宋黄裳认为，自古以来人君不能接受批评意见，乃是出于私心、胜心、忿心等“三心”之故。他这么阐述的：“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这是说，凡事如果只认为自己才做得对，就不仅听不得不同意见，还会捉住人家的细枝末节以证自己高明，进而把那些讲真话的人当成“敌人”。忿心一生，任何事情就都谈不上正确处理了。不是君的人其实也是如此。安石以“三不畏”的勇气推行新法，但在执行上是有值得检讨之处的，可惜他嘴里说“山鸟不应知地禁”，实际上听不得半点对新法的反对意见。司马光说：“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如果说这是政敌的评价，算不得数，那么当时的重臣同样这样认为，就值得考虑了。比方程颢就当面说过他：“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又如曾巩说：“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神宗感到奇怪：“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曾巩答，我说的是他“吝于改过”。则安石后来的“一鸟不鸣山更幽”，敢是意识到了先前自己的失策？

    唐初，苏世长谏阻高祖畋猎，高祖先是“色变”，继而笑曰：“狂态发耶？”苏世长答：“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武则天也曾问新晋进士什么是忠，郑惟忠回答：“外扬君之美，内匡君之恶。”扬美归扬美，总要还有“匡恶”。宋朝黄洽说：“谏臣非具员，职在谏争，朝政有阙，所当尽言。”今天已经没有专职的谏臣了，理论上被代之以舆论监督，以媒体为主要工具。因而，倘若媒体对社会问题熟视无睹，“一鸟不鸣”，则“山幽”程度尚在其次，这种典型的掩耳盗铃就很像杨大全说的：“盗满山东而高、斯弄权，二世不知也。蛮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犹左右聋瞽尔。今在朝之士沥忠以告，而陛下不听，是陛下自壅蔽其聪明也。”这里的“陛下”换成各级“一把手”，怕也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