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传统节日中的七夕。也许是借着牛郎织女的动人传说，有人称之为“中国情人节”。但也有人——有位民俗学家说不对，应该叫“中国爱情节”，为什么呢？因为牛郎织女属于“已婚人士”，而且还有了孩子。这样的“举证”不只有趣，而且要令人喷饭了吧。在名目上纠缠不休，毫无实质意义，不管七夕今天该叫什么“外号”，如果我们打算传承它的话，用其中的什么来丰富现实生活，就是“情人”或“爱情”吗？

    七夕在从前是个很重要的节日。其内涵也确有“爱情”的一面。秦少游脍炙人口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据说就是借神话传说来倾吐自家内心压抑已久的呐喊。在此之前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人们也耳熟能详，说的则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在香山居士的臆想中，二人在七夕时还相互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臆想的东西自然很难经住考证。陈寅恪先生就说，唐朝那个时代泡温泉，“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不像咱们今天，“以为消夏逭暑之用者也”。因此，玄宗之临幸华清池“必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时节”，夏天他是不会去的，史书中也的确没留下相应的记载。那么，“长生殿七夕私誓之为后来增饰之物语，并非当时真确之事实”。当然，寅恪先生的“小心求证”，只是否认了香山居士的“大胆假设”，并无否认七夕内含“爱情”因子之意。

    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的相对单一，七夕的内涵是多重的。众所周知，它还有妇女向传说中的织女学艺求巧的一面，所以又叫做乞巧节。读一读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可以见识那时的七夕该是怎样的丰富多彩了。“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这不是跟过年差不多热闹吗？到了七夕那一天，更不得了，大街小巷“皆卖磨喝乐”，两次提到了磨喝乐，这是什么东西呢？“乃小塑土偶耳”。河南禹县出土过一个白釉加彩男童子，骑坐在鼓形绣墩上，敞怀坦腹，手持荷叶，被专家认为最接近磨喝乐之作。七夕之时，磨喝乐“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伊永文先生猜测，磨喝乐这个原本人身蛇头蟒神的舶来品，到中国变成眉清目秀之男儿后，“也许因其含义无量，慧力无边，所以民间都膜拜它”吧。

    与此同时，人们还“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谓之‘果实’，花样奇巧百端”。更有特色的是，“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至于乞巧，自然也是重要环节，权贵人家“多结彩楼于庭……，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这当中，“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望月穿针”实际上是试巧，“得巧”实际上是卜巧，都是乞巧的方式，这一天往往以弄巧亦即较量技艺，从而使节日的氛围达到高潮。

    七夕的内涵如此丰富，委实没有必要一味地在“情人”或“爱情”上打圈圈。诚然，中国的制衣业如今那么发达，生产的服装份额占到了全世界60％左右，弘扬“乞巧”变得不太现实了；然而七夕的乞巧既可以实指——果真是女红，也可以是虚指——指代心灵手巧，也就是聪明。如果给弘扬七夕找一个发力点的话，何尝不可以从此入手？如果尝试着把宋朝时的七夕内涵发掘一下，以女性为节日的主体，比赛一下怎样“谷板”、怎样“花瓜”、怎样“果实”、怎样“种生”，那该是怎样的妙趣横生？

    “七月新秋风露早，渚莲尚拆庭梧老。是处瓜华时节好。金尊倒，人间彩楼争新巧。  万叶敲声凉乍到，百虫啼晚烟如扫。箭漏初长天杳杳。人语悄。那堪夜雨催清晓。”欧阳修的这阕《渔家傲》，道出了彼时七夕的意境。在传统节日中，元宵节已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中秋节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大有传统节日的振兴惟做“情人”文章之势，黔驴技穷，莫此为甚。至于山西和顺、山东沂源、河南鲁山等地又在争夺所谓“牛郎织女发源地”，权当笑话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