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不久前有不少报道都说，如今的政坛诗词文化日益盛行。依据是中华诗词学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中有数十位量级比较重的政坛人物出席了大会。政坛诗词，就是政坛人物写的诗词了。如果这就算依据的话，实在不足以佐证什么。在咱们中国，至少是时下吧，政坛比较大的人物不要说出席冠以“国”字号的会了，便是珠三角乡镇举办的一般活动，庆典、论坛什么的，也不难窥见他们的身影。

    从前的政坛诗词是勃兴的，无他，作诗是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一项基本功。甚至如梅尧臣这样并未高中而属于赐进士出身的，仍然在有宋一代的词坛占有重要地位。倘若某个要员有吟诗作赋的雅好，视其品位高低，更可见其成色。比如北宋钱惟演的身边，梅尧臣之外，还齐聚着谢绛、尹洙、欧阳修等后世响当当的人物，因此而推动了宋代诗文的革新。这种文人兼官员之间的雅集、唱和，直到清末还能窥见影子。光绪时，重臣张之洞有个喜好，就是“退食之余，无日不有宴会；其宴会时，又无往而不分韵题诗”。所不同的是，这时云集者的身份，像今天这样转化成官员兼文人了。

    大贪官和珅赐死之后，人们在其衣带间发现一绝：“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嘉庆皇帝批道：“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和珅在台上的时候也写诗，水平不高就是，何以见得？《清稗类钞》云，和珅“尝作七古一首，凡数十句，而实无一句押韵，用典纰缪处亦甚多”。但和珅于作诗也有他的过人之处，乾隆某年会试，林溥胜出，其诗句有曰“从心应莫踰”，阅卷大臣在卷上贴了张评语：“踰字入七虞，从无仄用。”和珅看到后，把条子给揭了下来，“仍以进呈”。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其中定有什么交易，后来才知道：乾隆诗有“从心不踰矩”之句，“已作仄声用矣”。大臣们都没察觉，和珅察觉了，那么，这条子一旦还在，就会变成与其说林溥不懂声韵，实际上是在嘲讽乾隆了，尽管言者实在无意。

    官员如果一定要作诗，即在古代也是一样，很可能会出乖露丑。《萍洲可谈》云，青州王大夫“为诗极鄙俚”，还老要拿出来显摆，因而“每投献当路，得之者留以为笑具”。《杨文公谈苑》说卢延让“诗浅近”，也是“人多笑之”。北齐刘昼作《六合赋》，“自谓绝伦”，到处吹嘘：“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然此赋拿给写《魏书》的魏收看过，魏收怎么评价呢？“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于名。”贬得一钱不值。倘若如今的政坛人士别的没学去，作品的鄙俚、浅近尚在其次，把刘昼的自大学去，再利用权力制造并兜售出版垃圾，那还真的不如“藏拙”了。而从一些政坛人士公开出版的所谓文集来看，谁敢否认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宋朝有个人诗作得好，欧阳修推荐给了地方官王仲仪去谋职位，未几，其人以“赃败”。王仲仪回朝后和他聊起此人，欧阳修笑曰：“诗不可信也如此。”推测起来，那人的诗作与其为人一定是“两张皮”，欧阳修认得了“文”却认不了“人”。过于沉迷作诗，还有一个副作用，比如唐朝以“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诗句闻名的杨巨源，“自旦至暮，吟咏不辍”，年纪大了，致仕了，问题就来了：头老是摇晃。旁人说，那是“吟诗多所致”，虽可聊供解颐但也可能是纪实吧。清朝雍正时，鲍鉁知长兴，“癖好诗”，总督李卫不大看得惯，谓湖州守曰：“长兴令日赋诗，吾将劾之。”后来，李卫察其“不废吏事，百务修举，部民颂之，乃喜”。显然，李卫先前担心鲍鉁因为“爱好”而耽误正事。这可能是今日官员在雅兴勃发之前，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

    其实，如今“越来越多官员开始写诗”未必，官员诗作偶尔露一小脸为真，就像古人所谐谑的“失猫诗”那样：“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如去年孟学农先生发表的《心在哪里安放》，就显得没头没脑，反而让大家引发了无数猜想。政坛诗词倘若要火热起来，还有个前提须是官员自己动手，“我手写我口”。而熟知咱们官场习气的人都知道，在通篇套话、空话的发言稿都由他人捉刀的背景下谈论政坛诗词文化，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