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与人交往，常常收到一些名片。有时碰到罗列一大堆头衔的，正面印不下印在反面，甚至两面也印不下干脆折上几折，如果细瞧一瞧具体内容，有时不失为一件较有趣味的事，哑然失笑也说不定。读史发现，这一点虚荣之心——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却并不仅仅发生在现代人身上。

比如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黄风岭遇阻，孙行者大战黄风怪，先拔了一把毫毛“变有百十个行者，都是一样打扮，各执一根铁棒，把那怪围在空中”，但人家“望着巽地上把口张了三张，呼的一口气，吹将出去”，就把那些“小行者刮得在那半空中，却似纺车儿一般乱转，莫想轮得棒，如何拢得身？”不仅如此，大圣本人也被“劈脸喷了一口黄风，把两只火眼金睛，刮得紧紧闭合，莫能睁开，因此难使铁棒，遂败下阵来”。于是他跑去灵吉菩萨那里要求支援。“纵筋斗云”到得禅院，“见一道人，项挂数珠，口中念佛”，上前自报家门时便给自己堆砌了一堆头衔：“累烦你老人家与我传答传答：我是东土大唐驾下御弟三藏法师的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见菩萨。”不料那道人笑道：“老爷字多话多，我不能全记。”行者乃换了简洁版本：“你只说是唐僧徒弟孙悟空来了。”道人于是赶快就进去通报了。在这里，孙行者的所谓“驾下御弟”、“齐天大圣”之类，就都属于修饰，其实也都属于多余，不过是惟恐道人低看了自己吧。不料人家不光记不住，还不明所以，白显摆了半天不说，又被道人揶揄了一下。

神话是现实的反映。或者说，正因为现实如此，才有神话里孙悟空的“字多话多”。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写道，元朝中书右丞相伯颜“自署”的官衔，加起来足足有２４６个字，什么“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之类，滴里嘟噜地一大串，官衔里面掺杂着大量虚词，给人的感觉无非是地位上的权势显赫和本领上的无所不能。《元史》里有３个伯颜，另外两个，一个是灭宋的功臣，一个是学者。官衔“名堂”最多的这个伯颜，野心勃勃，曾被清代学者王士禛拿来和魏忠贤类比。那是因为明朝天启年间权阉魏忠贤仿照《缙绅录》编过一本《内官便览》。《缙绅录》是旧时书坊刊印的全国官职名录，所谓缙绅，即插笏于绅带间，那是旧时官吏的装束，因而缙绅也借指士大夫。那么，《内官便览》无疑就是他们这些太监的花名册。在这本《内官便览》中，魏忠贤“首列己衔，亦至二百许字”，王先生便因此得出“古来权奸，如出一辙”的结论。这结论当然有些牵强。但此伯颜确与魏忠贤相去不远，当其擅政之时，“前后左右，无非阴邪小辈，惟恐献谄进佞之不至，孰能告以忠君爱民之事？”

官员借助头衔炫耀自己，一般来说尚不那么意外；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些成就斐然之士也要混迹其中。我对司马温公一向崇拜有加，1997年偶至山西夏县拜谒其祠，煞是崇敬。但对他在《资治通鉴》每卷开头的署名颇不以为然。温公每每要在卷首的名字前堆砌即时的“身份简介”。卷第一还只有26个字，“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卷第九就到了53个字；到了最末一卷也就是卷第二百九十四，“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也还有47个字。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前后耗时长达19年，经历了英宗、神宗两朝，这期间他的身份不断发生变化是自然的；但大抵也用不着随着身份的不断变化，连享受的待遇都要张扬一下。开始时温公的“食邑一千三百户”，进展至结束全书，不是已到了“食邑二千六百户”吗？至于从普通的翰林学士，擢升为端明殿学士就更不会遗漏了。不难想见，君实先生落笔之时该是怎样的一副自得之态。在这一点上，画蛇添足的司马光可真没有为己著作注的胡三省脱俗。撰与注，两个人的始终是并列在一起的，温公那里长长短短，而自卷首及卷尾，身之先生确始终只在名字前面署着“后学天台”四个字。后学者，谦词也；天台，则不过是他的籍贯，胡三省是浙江台州人。

其实头衔越多，未必越能让人产生什么崇敬感。关于司马光，一部《资治通鉴》足令世人铭记。作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成就空前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取材广泛，网罗宏富，胡三省说：“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至于君实先生自矜某时享受着××级待遇，谁又会在意那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