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走进了“三元古庙”
   
    今天很高兴的一件事是参观了“三元古庙”。古庙，就是当年鸦片战争时，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誓师的地方。因意外发现也进一步“坚定”了一个理念：多走几步路，可能就有所发现。不论到哪里，本人比较喜欢迈动双腿，东瞄瞄，西看看。前几年到昆明，看到日程上没有参观“大观楼”，吃完中午饭就自己跑去了，迫切想看看那副天下第一长联究竟什么样子。

    在广州生活已经接近22年，还没有到过三元古庙，对那个地方可是如雷贯耳。当我还在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当工人的时候，对“三元里”这个地名就已经神往得很，当时以为这辈子没有机会没有可能一睹真容。旅游尚未勃兴，一个寻常的小工人，有什么理由到八千里外的地方出差呢？且广州重型机器厂连全国八大重机厂都挨不上边，来这儿干嘛？谁知后来居然就来了，还定居了，且没有挪动的迹象。自从来了广州之后，对广州的名胜古迹就有了一览无遗的念头——这是我的一贯习惯，黄花岗、红花岗、农讲所、陈家祠等等，未几就都钻进去遐想一回。但对那个三元里百姓誓师的“三元古庙”，却始终未能如愿，不知它猫在哪里。解放后立起来的三元里抗英纪念碑倒是偶尔路过时见到，原来以为古庙就在纪念碑的附近，因而每次看到碑都要瞪大眼睛左右寻找，却不意今天偶然碰上了。大概十年前，茅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问世，对鸦片战争中我们早已因为灌输而熟稔的“历史”，依据文献典籍、时人日记等等进行了“再研究”，目的在于检讨在战争中我们究竟错在哪里，果真因为“奸臣误国”还是其它，读之颇为受益。其中对三元里抗英自然也有异议，因为明显的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人为夸大等等。茅海建先生的论证是非常严谨的，非如时下乌烟瘴气的戏说或煞有介事的正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一睹三元古庙旧址真容的热情。

    我是去那附近的一个酒店开个理论研讨会，当然事先我不知道古庙在那附近。坐地铁到三元里，出了地铁口但见高架桥层层叠叠，茫然不知方向，就搭了一辆摩托车，两三分钟就到了我要去的地方。我也知道没几步路，但要赶时间，任搭客仔开价5块还是答应了。对摩托搭客这个群体，真有说不出的感觉，没他们吧还真不行——打不到的士又赶时间的情况下不能不坐，但他们乱开价的习气也很不好。月底广州就要禁摩了，搭客仔的出路固然是个问题，其实市民近距离又赶时间的出行同样是个问题，有关方面的所谓增加公交数量，能不能实现姑且不论，实现了，也根本取代不了摩托车的灵活机动。

    因为对三元里一带非常陌生，开完会就借机在附近溜达了一阵。虽然前两年说这里贩毒非常厉害，一度还列入公安部“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毕竟“毒帽”已经摘了，而且是大白天的，不至于那么恐怖吧。走着走着，就看到前面一圈风格古旧的外墙，贴近铁门一看，居然是“三元古庙”！为什么关着门呢？原来是中午休息，下午一点半开门。这时刚一点钟，就在附近转悠转悠，看到了“三元里村”门楼，“抗英大街”标志等等。站在这里，任凭怎样调动自己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当年曾经发生的一幕了。如果遮盖上这些蕴涵着特定意义的地名，其与其它地方委实没有半点儿区别，而且“村”的名字已经显得怪异，这里早就完完全全成了都市的有机体。

    开门了，门票两元，一个游客也没有。跟工作人员聊天，知道每天一般能有一二十人。不大的院落，四门锈迹斑斑的古炮，铭牌注明是从广州的哪个城门搬过来的。古庙建筑格局、式样本身也与我在广东其它见过的其它古庙没有什么区别，而1961年确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和显见是由郭沫若书写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两块牌匾，昭示了此庙与他庙的本质分野。庙里面的陈设非常简单，墙上有一些镜框，装着一些习见的照片、绘画，其中有一幅绘就的韦绍光像。此外，还有一些复制的告示、“长红”。有则“长红”写得很有意思，好像是一个行业协会立的，说夷人正准备大兴土木，“昨日已丈量土地”，任何包工头和百姓都不准为他们承担建设工程，谁都不能贪一时之小利；如果有人硬是要去呢？他们将对干活的人实施暗杀，对他家的房子则一律派人前往烧毁……展柜里则是三元里人当年使用的武器，缴获的两件英军的衣服，一把佩剑等等。中间有个制作精致的沙盘，让我很感兴趣。沙盘即整个广州城与三元里等地的地形图，看了之后有了整体的方位感。比如我原来一直对镇海楼附近的“四方炮台”究竟在哪儿比较含糊，从沙盘上知道是在城外，就在城边上，地势甚至还高于镇海楼。

    从一张应当就是二三十年前的照片上看到，古庙的前面原来是一口水塘，绿树掩映，水波粼粼，景致颇佳。现在可是判然两个世界了，出门几米，就是好几层的高架桥，古庙似乎很委屈地缩在旁边。当年英军是在镇海楼附近的“四方炮台”上发现了三元里百姓集结的，总有几公里的距离吧，现在的“能见度”却出不了几十米。这些年，不管出于经济还是什么动机吧，我们中国人总算多少重视保护文物了，但对保护文物的环境还没有丝毫的认识。前几年，贵州遵义为了修建什么休闲广场，居然把“遵义会议会址”会址周围的民房一拆而光，使其环境风貌遭到彻底破坏。虽然在国家文物局干预之后，当地政府不得不进行了恢复性重建，但这些重建的”假古董”毕竟失去了历史的”原真性”。本来，那些当时的民房对会址主体能够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

    “三元古庙”面临的同样是这个问题。它是排名第一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为“国宝一号”，但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个孤零零的建筑而已。我不大明白，并没修建多少年的高架桥，当初为什么一定要紧贴着经过这里？更荒唐的，还在于去年修建的一座人行天桥原本也要与古庙擦肩而过，只是因为强大的反对声浪才作罢（笔者也曾在《南方日报》撰文坚决反对）。这座天桥现在修在了不远的地方，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规划的人为什么起先一定要在古庙边上凑热闹呢？说到底，在一些决策人的眼里，古庙尽管是“国宝一号”，但仍然就是座破庙而已！

    “三元古庙”完全应该开辟成为一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广州并没有这样的博物馆。现在的文物景点都讲究“注水”，山西左权县为了搞红色旅游，毁掉62户村民的口粮田修建什么“八路军总部广场”，最为典型。但是该扩大的往往却得不到扩大。如“三元古庙”，现在即使想扩大，在密密麻麻的水泥建筑包围之中，也没有可以施展的空间了。然而，凭古庙的现状，使之充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用，恐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感觉真是可惜了。

 

                             2006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