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国家语委准备出台《人名规范用字表》，对部分国人喜欢用冷僻字为孩子“起名”作进一步的规范。据说，有的人钻到《康熙字典》里去寻找所谓富有含义的冷僻字，以显示自己有“文化”。这种做法是十分不足取的。

        清末丁柔克的笔记《柳弧》谈到过类似问题。他说，原来有个童生，“名号皆用僻字，令人不识”。有个上面派下来督学的官员大概给难住了，就把他找来讲道理：“名号须用人人皆知者，此定理也，如用别字、僻字、古字，则不成事矣。”这个童生，被丁柔克称为“狂生”，也就是无知妄为的人。可见使用并不通行的字来作人名，前人已经很看不惯。事实上，如果以为用僻字、古字来剑走偏锋就是“文化”的体现，纯粹是一种误解。文化的深浅正体现在寻常语词的巧妙运用之中。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有几首是靠僻字、古字来赢得读者的？起名字也是一样。明朝陈景行的四个儿子，分别叫昌言、嘉言、善言、名言，许进的五个儿子，分别叫诰、赞（繁写作讚）、诗、词、论，既排列整齐，又表达了相关的含义，寄托了父辈的期望也说不定。

        南宋名臣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这个号是他后来自己取的。辛弃疾认为，“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以“稼”名轩。辛弃疾以词名世，被后世称为“词中之龙”。在《稼轩词》留下的620余首中，举凡四季田园风光、春秋农事更替、田野劳作、家舍副业、民风乡俗，乃至与农家的友好交往，无不行诸笔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描绘了农村夏夜的清幽和充满生机的静谧。“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浣溪沙》）则写尽了民生疾苦与丰收在望的欢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而作为一个封建官僚，辛弃疾也的确怀有深深的悯农之意。他甚至这样来解释农民造反：“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因此，他上书宋孝宗，当“深思致盗之由”，并“申饬州县，以惠养元元为意，有违法贪冒者，使诸司各扬其职”。那么，辛弃疾为自己取的这一个“稼”字，不仅当真是发自对社会底层人民的热爱，可以说是自己一生实践了的座右铭。

        两宋之际另有一个大臣徐俯，“买婢名昌奴”，内中也蕴含了相当的深意。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太宗大举南侵，钦宗亲至金营投降。次年，金军北撤，建立了一个国号为“楚”的傀儡政权，立张邦昌为帝，同时将徽、钦二帝、后妃、大臣、亲王、贵戚和能工巧匠共二千多人一起当作俘虏带到北方，北宋王朝从此宣告灭亡。张邦昌甫一僭位，徐俯便致仕还家，不屑与之为伍。然而不管张邦昌原来是什么货色，当皇帝了，人们就得避他的讳，工部侍郎何昌言和弟弟昌辰因为“昌”字犯了讳，就都改了名字。徐俯则不仅不理这一套，反而为婢女取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驱使之”，用种种故意的行为，毫不掩饰自己对张邦昌憎恶的内心世界。

        因此，名字的蕴含深意与否，毫不取决于用字的冷僻与否。如果从《康熙字典》里找到这个字之前，字与人双方连面亦未曾谋过，说是自欺欺人可能有一点过，但看作是底气其实较虚，恐怕不会差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