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臣为何“以货事君”

田东江

　　《巢林笔谈》载，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货事君。”此中董子，不知为何许人，书中没交代，子的含义又太广。比如先秦百家，每一家都为子，孔子、庄子、墨子等等；但又可以尊称老师甚至男子，更可以泛称人，《诗经》里有句“招招舟子”，舟子指的就是个艄公。其实董子为谁，不甚紧要，关键是他那个划分很有意思。他把臣子在官场上的表现归纳成了公式，什么人怎么样，就请参照这一二三等。

　　下臣，是最差的一等。这种人无论干什么，晋爵啦、表现政绩啦，凡事“以货”，首先或可说惟一想到的就是用钱开路，买到目的。这里的臣与君，完全可以置换为下级与上级或官员与权贵。“以货”者，下臣，可鄙；但他们是否生来就是一副贱骨头呢？有，但不可能都是。“以货”能够被人归纳成一种社会现象，其根源十分值得探讨，不能只盯住问题的一面。

　　有一种应该是握有决定权力的人喜欢如此。像北魏的元修义主管选拔官吏，“唯专货贿”，把这个职务看成是捞一把的好机会，于是“授官大小，皆有定价”。有个叫高居的人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缺，皇帝也早已关照优先安排了，但元修义因为收了别人的钱，就没有睬他，气得高居当众大骂他是“京师劫贼”，跟抢钱没什么两样。在这种情况下，有钱想当官或者冀望当了官再狠赚回来的人当然要考虑“以货”了。

　　另一种应该是“以货”事人绝对有它的好处。明余继登《典故纪闻》载，南京科道官李钧指出当时有种不正常现象，就是“大臣无耻者多与内官交结，或馈以金银珠宝，或加以奴颜婢膝”，于是乎，无论该人实际的品质如何，“心意”到了，“内臣便以为贤，朝夕称美之”；反过来，“有正大不阿，不行私谒者，便以为不贤，朝夕谗谤之”。因为“内官朝夕在陛下左右”，足以影响皇帝的视听，这种情况下，“识时务”的人当然要把“以货”的工作做在前面。

　　还有一种应该是不得不如此，官场风气已经败坏得不成样子。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谈及于此，云其时“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至于“势不容不交权贵以为护身之符”。夤缘，意谓攀附权要，以求仕进。这就是说，官员如果没有靠山就不要再做升迁的美梦了，甚至在官场中立足都难，要层层庇护，形成自己的一张网。如何“交权贵”呢？当然必不可少的、最有效的就是“以货”。

　　明代宗景泰年间，御史张鹏曾提出过整治“以货”者。概因为一到年节，地方便来朝廷送礼，“交错殿廷”。张鹏的观点和董子很一致：“怀利事君，人臣所戒。”于是他建议“宜一切停罢，塞谄谀奔竞之途”。大家都意识得到，地方官们是借送礼的幌子，来上面疏通门路、建立感情的。张鹏还有董子未及的一点，他认为那些“货”，一定出自“贪贿”。其实即便是集体作出的决定，动用的是堂堂正正的款项，也同样不足为训，用《四朝闻见录》里所载人言南宋张浚的一句话来说，那叫做“专把国家名器钱物作人情”。景泰皇帝对张鹏的建议“颇采用”，但是具体执行得怎么样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相信，倘若视而不见“以货”的背景，单纯地禁绝，不可能收到预期的功效。

当然，表面的功夫还是可以做足的。明焦竑《玉堂丛语》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弘治皇帝以“白金二笏”赐兵部尚书刘大夏等二人，要他们“将去买茶果用”。他说：“朕闻朝觐日，文官避嫌，有闭户不与人接者。如卿等，虽开门延客，谁复有以贿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赐。”他同时“命二人不必朝谢，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怀愧耻也”。谁是假惺惺的，谁是发自内心的，弘治心里很明白，上朝那天才避嫌，好像一副公正无私的模样，不是十足掩耳盗铃的把戏吗？

所以说张鹏的嫉恨之心可以理解，想法却未免单纯。杜绝年节时的“以货”，既然皇上都点头了，肯定要施行，过后总结起来还肯定会有相当可观的“成效”。但姚元之还有句话说得同样令人难忘：“除弊者不搜其作弊之由，则弊终不可除。”施行得多了，恐怕连施行本身也成了走过场。

2001年1月14日

选自拙著《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