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8月3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解决中国能源问题，根本出路是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其实，即便不是构建节约型社会，力行和弘扬节俭也是必要的。但具体什么是节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晚清名将僧格林沁“每至一处，马褥一床，席地而眠。麦饼数枚，开水一碗，即为夜膳”。这是他的节俭。宋仁宗“好服浣濯之衣”，宋哲宗夏天拿的是纸扇子，在我们看来均属寻常之事，则是他们节俭的表现。因此，将来对照根据《决定》考核的时候，可能要分清才行。

        两位皇帝节俭的事，见于朱弁的《曲洧旧闻》。仁宗“当未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仁宗穿衣服不大讲究，“遇浣濯，随破随补”，据说到了补得“将遍”也就是全身上下到处都是补丁的地步——真是太夸张了，“犹不肯易”，至于“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哲宗用纸扇子的时候年纪还很小，未必有意节俭。那是“御讲筵，诵读毕，赐坐，例赐扇”，文彦博忽然发现他“手中独用纸扇”，乃“率群臣降阶称贺”。宣仁太后当天晚上即以此教育哲宗，你知道大臣们为何称贺吗？“用纸扇，是人君俭德也。君俭则国丰，国丰则民富而寿。大臣不独贺官家，又为百姓贺也”。其实，倘若小处节俭而大处奢靡，可称之伪节俭吧。

        《曲洧旧闻》还有一则讲官员如何节俭的。说以前的州郡“虽有公库，而皆畏清议，守廉俭非公会不敢过享”，不敢肆意动用公款。其中的典范莫过于“灭烛看家书”。传说当时有位极廉洁的官员，收到公文后“发缄视之”，发现其中还有一封家书，“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书。阅毕，命秉官烛如初”。在《诈与诚》中，笔者曾谈到寇准之奢的证据之一就是大量使用蜡烛，欧阳修《归田录》对此描述得更详细：“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而另一位名臣杜衍则不同，他也是“在官未尝燃官烛”，平常就是“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欧阳修说，二人“俭奢不同如此”，但最后杜衍“寿考终吉”，而寇准“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即便与蜡烛没有必然关系，也足令后人引以为戒。不过，对寇准的这一段历史，清朝的福格不相信，认为是时人污蔑。他说，就算寇准性好奢侈，断不至于连家里的厕所也不打扫一下吧。他为寇准申辩，是想借此提醒“史官载笔，不可不慎”，担心“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比如“重汉人轻满人，重文臣轻武臣，重翰林轻他途，重近省轻边省”等等。且落笔之时，“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著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福格认为“史为万世公器，岂容去取抑扬？”因而他“深愿秉笔者，一空积习，传信后人，庶乎犹存是非之公也”。福格对史册应该如何书写极有见地，但为寇准辩诬，显然完全是由此及彼的主观推断。

        王应奎《柳南随笔》记载了他家乡有两个节俭得超过了常情的人，一个叫陈察的极贵，另一个叫谭晓的极富。这两位老兄节俭到了什么程度？陈察在巡抚南赣的时候，每天吃的菜只买只鸭蛋，分成两半，一半给家里的塾师吃，另一半再分两半，他们父子吃。谭晓更夸张，“每饭熟一卵”，敲开个小口，筷子刚刚能伸进去，“借而啖之”。还不一下子吃完，要把蛋口封上，“再饭三饭乃尽”。在王应奎看来，陈察的所谓俭是“出于矫”，做给别人看的；而谭晓的所谓俭则是“吝啬使然”，那个时候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尚未问世，可惜谭晓没有被“抢注”成吝啬的代名词。这两种节俭，在我们今天也值得注意区分。

        时人说，宋仁宗的“俭德”出于天性。但他这样做了，效果很好，“当时不惟化行六宫，凡命妇人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朱弁说：“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也就是说，身体力行，比无休止的强调、重申更为奏效。

                      2006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