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如今公选官员，笔试是第一道环节，之后还有考察。依笔者之见，后面这个环节重要过笔试，虽然最难把握。我们知道，隋唐以后的官员大抵都是经历了科举的，拿起笔来个个都呱呱叫——依靠权力干涉或私下作弊录取的当然得另当别论，但在实际工作之中，却是红脸的白脸的什么人物都有。这就是只考虑到了“技艺”，忽视了“心术”。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载，唐穆宗曾问柳公权怎么才能把字写好，柳公权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的话一语双关，明着是说写字，实际上在说为政，而且矛头还有犯上的嫌疑。这一点连唐穆宗也听出来了，“改容，知其笔谏也”。至于接没接受，没有下文，大概就姑妄听之了。宋朝的罗点则直截了当地认为，选拔官员“当先论其心，心苟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另一位陈良翰发挥得更彻底，说官员“纵无全才，宁取朴实”。陈良翰在温州瑞安——就是前两年出了那个闻名的“地下组织部长”的地方当知县，“听讼咸得其情”，治理得头头是道。有人向他讨教方式方法，陈良翰说：“无术，第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不难想见，一个人的心正与否，是考试考不出来的——倘出试题让他论述，高谈阔论得可能极其动听。那么，在制度约束相对松弛的情况下，还真得讲究一点“唯心”。

    宋朝的张栻有个晓事之臣与办事之臣的说法。那是宋孝宗有一次跟他谈话。孝宗说伏节死义之士难得，张栻答：“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而死。”孝宗又说难得办事之臣，张栻答：“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在张栻看来，“晓事”和“办事”区别可就大了。只知道“办事”——上面交代什么就惟命是从、甚至明知违法乱纪也去办的人，一定是个只知道明哲保身的人；而“晓事”的人，一定是个有立场原则的人，在正义面前置个人利害得失于度外的人。为什么当求“晓事之臣”，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在《宋史》张栻本传中，记载他“表里洞然”，每次上章，“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就是说，他本身做到了“晓事”。张栻同时指出：“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对照今天的贪官落网后埋怨身边的人在他干坏事的时候不提醒他，这句话就更不难理解了，虽然贪官说这话时是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在有些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事大家都“晓”，但是迫于当权者的淫威，“办”起来却身不由己。应当看到这与那些主动迎合的，性质大别，而我们要抨击的，正是后者。

    在《宋史》卷四百二十五里，赵景纬提到了百姓之心。当时有一颗彗星出现，这在古人眼里，往往预示着灾难的即将到来。赵景纬认为：“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过悦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倘若天要发怒，则是百姓“不悦”。现在彗星露头了，赵景纬认为不外有这么一些弊端存在：“保私人而违天下之公议”、“百姓之膏血日脧，而符移之星火愈急”、“不公于己而欲绝天下之私”、“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贪”等等。赵景纬绝对是在借机抖落时弊，但他的“百姓之心即天心”的概念十分值得关注。

    在任何时候选拔官员，候选者的心正与否都应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这颗心不仅要能够“正”，而且要能够贴近百姓之心。实际上做到前者，必然也就做到了后者。

                2003年5月16日

        选自拙著《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