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江

    年终岁尾，机关单位又到了考绩时节。考绩，主要是考核一个人一年的工作成绩。古人同样有考绩，也叫考课、考功，按他们当时的标准考察官吏的功过善恶，分别等差，以为升降赏罚的参考。今天的考绩则大抵不论级别，但凡企事业工作人员，全员皆考，古代可能不是这样。比方宋人王溥编撰的《五代会要》记载，后唐的考绩范围就是在“诸司外文武官九品以上”。

    今天的考绩主要是考德、能、勤、绩，然后评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等等。古代呢？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等级标准。再举后唐为例，他们那时就分为九等，大的方面有“上中下”，每一等级里面再套小的“上中下”，因此考为最高等级的是“上上”，最低等级的是“下下”。明朝又不同，洪武十一年（1378年）“令考绩殿最”，则只分为上中下三等。看看他们等级标准的界定是件有意思的事。后唐的那种“上上”就不用说了，那是官中极品，行为无可挑剔；因此不妨关注其中的“下”，看看他们的劣等官员是怎样一副嘴脸。“下上”，乃“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这是说决策不是依照章程而是靠拍脑袋；“下中”，乃“背公向私，职事废阙”，这是说正事不干，把权力当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下下”，乃“居官谄诈，及贪浊有状”，这是说不仅眼睛向上，花言巧语，而且简直就是贪官。这样看来，今天的劣等官员与一千一百年前的委实没有什么两样。

    考绩的目的在于奖惩。瞿同祖先生的名著《清代地方政府》针对清朝考绩制度时指出：“政府希望以加级或晋升来鼓励或奖赏最有效能的官员。由于地方政府实际上寄托于一千个以上州县官之手，所以在朝廷看来，把好人补充到这些岗位并使其处于各级地方长官的监督之下，是保证行政效率的逻辑前提。”今天的考绩，过去连续两年得到“优秀”的，能够晋升一级工资，现在是奖励一个月的工资，一次过，不再跟随一辈子。古代则还直接决定官员的任免升迁。清朝因为政绩显著而被评为“卓异”的州县官，有资格谒见皇帝，通常也能被吏部加级，翎子上多点名堂，但各省都有名额的限制，比方广东给了8个名额，最多的直隶也只有13个名额，一如今日“优秀”的比例不可能太多。那些无能的或腐败的官员，则定为8种，“贪、酷”者，除依《大清律》受刑罚外，还要革职并永不叙用；“疲软无为、不谨”者，革职；“才力不及”者降二级；“浮躁”者降三级调用；“年老、有疾”者劝退。对多数既得不到举荐、也得不到弹劾的属于“合格”这个档次的，也是考核四项：守（操守）、才（能力）、政（行政品质）和年（年龄），跟今天的其实差不了多少。

    《今言》载朱元璋时对考绩奖赏的一则趣事。“称职无过为上，赐坐宴；有过称职中，宴而不坐；有过不职下，不预宴，叙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就是说，工作称职也没出差错的，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撮一顿；工作中出了差错但还算得上称职的，有饭吃，但要站着吃——这倒有点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穿着长衫但站着喝酒；而那些一无是处的，只能干瞪眼，却不能走，要看着人家吃，眼馋了、流口水了，也得站在那儿，等人家吃完了才可以愿意干啥去干啥。还真别说，谁的官当得怎么样，用这种方式倒是一目了然。

    考绩，看起来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但标准是死的，人——考绩者与被考绩者却是活的。一个人怎么样，未必就那么泾渭分明，标准套用起来也难免失于随意。《大唐新语》里有一则曰，唐高宗的时候卢承庆为吏部尚书，“校内外官考”，有一个负责督运的官员，“遭风失米”，卢承庆评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那人面无表情，一声不吭要走，岂料卢承庆认为其人很有雅量，改评曰：“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人听了，“既无喜容，亦无愧词”，这个卢承庆却好象中了邪一样，再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一点调查研究没有，全凭主观意志行事。其实，那个人脸皮极厚，或者浑浑噩噩得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说不定。

    因此，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考绩，如果纯粹只是例行公事，或者是为了搞平衡，就不仅失去了考绩的本意，而且还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放开去看，凡事都是如此。

                                                                                 2003年12月26日

               选自拙著《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