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避免的恶果

田东江

　　官吏的任免、升迁，是国家政府行使职能的一个常态。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选拔官吏的准则各有不同，但只要那个时代还算得上正常的话，奖优罚劣，或者新陈代谢，总是有章可循的。提拔什么样的人，该人将来为官一任，对一方造福还是贻害，可能无法预料；但在提拔之前，该人的现有品质如何却是可以考察到的。作为相对客观的标准，提拔准则较之单纯的长官意志，毕竟“保险”得多。但是，如我们从历史中所窥见的，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恶果，却恰恰因为长官意志而由人民吞咽苦果。唐德宗提拔严砺，是为一例。

    唐德宗是把严砺由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超授”为兴元尹兼御史大夫。超授，也就是越等授官，而非“按部就班”。兴元尹不是个小官，德宗曾避难于兴元，那里起过“陪都”的作用，所以他“将还京师”时下诏此地升格，“官名品制同京兆”。但是严砺的问题不在官大官小，是否破格，也不在于他是否“资历甚浅”，而在于其人“人望素轻”，“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完全是个德行俱差的人物。声誉先已不堪，又焉能委以重任？所以拾遗李繁带头向皇帝直陈：“昨除拜严砺，众官以为不当。”某官云何，又有谁人在场，一一列举。皇帝与大臣的意见不统一，甚至遭到强烈的反对，这种情况下，皇帝当然可以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志，可怕的倒是作出一副民主的样子，假惺惺地要听取民意。德宗遣三司核实李繁的汇报，实际上是去抠李繁的字眼，转移问题的焦点。比如李繁说谏议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论，未见听允”，他们就在苗拯究竟说了几次上做文章；调查结果苗拯承认“未言三度”，许孟容等作证“实言两度”。但连苗拯本人都认为问题不在于他说了“几度”，而在于自己的观点是不该提拔严砺，所以他坚持“请依众状”。

    严砺最终还是被提拔了。《旧唐书》载，他“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别说百姓了，即使为官者与之不睦，亦诬奏贬之，十足暴露了本性。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后果。在他死后，御史元稹奉使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而严砺在任，不过才１０年时间。

    严砺这样的小人物能够青云直上，得到皇帝直接提拔，其本人显然力有不逮，全仗着他的宗人严震充当“保护伞”。严震于德宗立有大功，他死的时候，德宗曾“令百官以次赴宅吊哭”。这样一个号称“纯臣”的人物，却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一纸“遗表”，准则的大厦轰然倾塌。严砺事发，“诏徵其赃，以死恕其罪”。死了，倒成了好事，不用为什么负责了。

    客观地看，严砺的提拔亦与封建国家本身的阶级意志相违背。谏臣之设，在于直言，触动“龙颜”，实不可免，但维护的仍是本集团的利益。然而苗拯、李繁等因为直言，第二天即被贬出京师，此种事实，足以助长后来者曲意阿从，尸位素餐。不过，从封建国家“人治”的本质来分析，像提拔严砺这种貌似可以避免的恶果，实际上无可避免。

 1998年1月19日

出自拙著《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