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恩的“无行”

田东江

　　无行，谓作风不好或品行不端。《汉书》云：韩信当初“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这是说那个时代选拔人才应用察举制，而韩信“无善行可推举选择也”，品行不好，便无人举荐，也就谋不到差事。韩信之流是武夫，我们听得最多的还是文人无行，知书能文的人理应具备相应的道德修养，品行出了问题更令人瞩目吧。唐朝诗人温庭筠，“过尽千帆皆不是，斜辉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文字多漂亮，可惜“有才无行”，并因而“卒不登第”；另一位宋之问，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品行也是不堪一提，人们甚至恨恨地称他为“畜吐人言”。

　　《世载堂杂忆》载有周锡恩的无行。周是湖北黄冈人，清末的名翰林。他在家乡“纳族女为妾”，引起轩然大波，而“周氏宗族多人控告”，却治不了他的罪。无他，这个文人早已依附了权贵。当知县杨寿昌发誓说“我必办你”的时候，周锡恩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不配。”杨寿昌抬出自己的上级：“我上省禀督抚，参捉你到案。”不料周锡恩更干脆：“我上省禀老师，调走你出黄州。”要让杨寿昌连官都当不成。本来人们可以欣赏一次权力的对撼，看看公法与私情如何较量，不过凑巧的是，杨寿昌说的督抚与周锡恩说的老师正是同一个人：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非常器重周锡恩。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他刚调任湖广总督，马上派人召集在湖北的旧时门生。周锡恩得知后，认为机会来了，特地“由翰林请假回籍”，掌教黄州经古书院，因之成为首选。周锡恩很懂得投其所好，张之洞不是提倡洋务吗？他的时务课就开《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唐律与西律比较》等等，即便作诗题咏也不是风花雪月，而让学生们对着“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即英国的小炮艇）”去感慨。张之洞非常满意，“每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还曾当面夸奖道：“予老门生只汝一人提倡时务，举省官吏士大夫对于中国时局，皆瞶瞶无所知，而汝何独醒也？”

　　对门生有这样高的评价，出了事，无论是非曲直，当然都要加以庇护。所以当周锡恩“急用重金，雇快船”，赶在杨寿昌之前对他大哭的时候，官司的天平已然倾斜。上司叫了停，杨寿昌自然不敢继续，但是惩办的誓言已经讲出去了，如果不能兑现，用他自己的话说，“卑职何以临民？”不料这一层张之洞也早为他考虑到了：“可与某缺对调。”就这样，这个头顶“保护伞”的文人，戏弄了一回习惯法，也戏弄了一回朝廷命官。

　　有权贵作靠山，则恬然不知廉耻为何物，此乃周锡恩的无行。然而张之洞认识到这一点，却是因为后来的事。张之洞五十五岁大寿，收到了不少贺词，其中周的那篇“通体用骈文，典丽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令张之洞“大为激赏”，推为第一。不仅如此，“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谁知这件好事却被一位机要文案看出了破绽，说那篇东西眼熟，很像龚自珍的文字。张之洞翻检龚自珍集，果然找到一篇《阮元年谱序》，“两两比对，则全抄龚文者三分之二，改易龚文者三分之一，而格调句法，与龚文无以异也”。张之洞感慨道：“周伯晋（锡恩字）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从此与他疏远，“几至不见”。因为这个前科，后来周锡恩为备升迁而进行的考试中，“实则写作冠场”，但是“阅卷大臣不敢列于一等”，大家都有了戒心，不知他又是从哪抄来的，当然，主要还是怕张之洞怪罪。

　　周锡恩的无行，也是一些文人的缩影。不是说文人不能结交权贵，二者还不至于水火不容，而是说文人一旦以依附权贵为能事，拉大旗作虎皮，就不同了，彼此就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利用学识为另一方提高“品位”，一方利用职权对另一方进行“关照”。如此的官员很可能涉嫌腐败，如此的文人则必然丧失其独立人格，所谓学问，就可以肆意揉捏，变得无非迎合而已、诠释而已，无行，可以说是时间早晚、顺理成章之事。周锡恩们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不以为耻，反而自鸣得意罢了。

                      2001年10月21日

           出自拙著《意外或偶然》，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