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冤杀张琼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了这样一件史实：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壬午，殿前都虞候张琼以陵侮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为所诬谮，下吏，琼自杀。说的是殿前都虞候张琼欺辱军校史珪、石汉卿等人，被他们联手诬告。张琼被送交有关部门审查，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对这件事，《宋史》之外，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都有记载，以李焘《长编》的记载最为详细。当时，张琼的职务是“殿前都虞候、嘉州防御使”。防御使是寄禄官，代表他的品阶为防御使（略低于节度使，五品官），殿前都虞候（掌军中司法，从五品）才是他的实际职务。史珪和石汉卿都是没有品阶的小校，且隶属于殿前司，是张琼的部下。按《长编》记载，张琼性格暴躁，御下严厉。当时史珪和石汉卿正受赵匡胤宠幸，张琼很轻视他们，称其为“巫媪”（老巫婆）。二人恨之入骨，于是诬告张琼“养部曲百余人，自作威福，禁旅畏惧。且巫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私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禁军将士都惧怕他。而且他还污蔑、诋毁皇弟赵光义担任殿前都虞候时的事。）宋太祖招张琼当面讯问，张琼不承认指控。太祖大怒，命人拷打他。石汉卿用铁挝（铁制兵器，头部形似手掌）猛击张琼头部，张琼被打的气息奄奄（仍不认罪），拖出去交给御史府继续审问。张琼自知不免于死，遂解下所配玉带留给母亲，随即自杀身亡。

按史书记载，“诬谮”两个字已经案件定了性：张琼是蒙冤而死。案情看似简单，但是如果认真分析来龙去脉，发现内情却很是复杂。

建隆二年七月，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之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解除老资格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领职务，提拔资历较低的亲信统领禁军。到了乾德元年，赵匡胤对禁军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侍卫司被（弱化）分为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殿前司作为皇帝的近卫军，是最受信任的精锐部队。当时殿前司骨干成员，主要是赵匡胤担任殿前司主帅（殿前都点检）时的老部下，以及高级官员、阵亡将士的子弟。张琼出身将门，自大周（后周）起就在赵匡胤麾下征战。《宋史》记载，张琼“少有勇力，善射，隶太祖帐下”，立下不少军功。周世宗南征进攻寿春之时，他以身体为赵匡胤挡箭，身中数箭差点被射死。赵匡胤即位，提拔他做禁军将领，后又破格任命他接替皇弟赵光义的殿前都虞候职务。

殿前都虞候是个什么官职呢？简单地说就是殿前司的军法官，军中地位仅次于殿前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宋太祖改造禁军，取消了殿前正副都点检职位，殿前司正副都指挥使职位也有意长期空缺，殿前都虞候实际上成了殿前司的最高指挥官，全面掌管殿前司事务。又由于殿前司在三衙中地位最高，所以殿前都虞候品阶虽低（从五品），却是禁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之一。

张琼之前，殿前都虞候职位一直由皇弟赵光义担任。赵匡胤征讨李筠、李重进之时，都是以殿前都虞候赵光义统领宫廷事务，执掌京城禁军，其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赵光义升任开封府尹、同平章事（京城开封府最高长官、宰相品阶）。于是宋太祖钦点忠诚正直的张琼接替他的职务，并言道：“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殿前司卫士如狼似虎，人数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领）。因此说，张琼作为大宋第二任殿前都虞候，是皇帝绝对信得过的禁军将领。

史珪其人，《宋史》有传。早在赵匡胤担任后周禁军将领时，史珪就在他身边做事（给事左右）。赵匡胤登基，史珪被任命为御马直队长（御马直的低级军官）。乾德元年八月案发之时，他的职务应该比御马直队长略高，属于皇帝的侍卫军官。关于石汉卿，《宋史》没有他的传记。除了参与诬陷张琼之外，史书记载开宝二年（969年）五月，宋太祖亲征北汉，殿前都虞候石汉卿在太原城下中箭溺水身亡。乾德元年案发之时，石汉卿的职务应该与史珪不相上下，属于皇帝身边的低级侍从军官。如此说来，张琼、史珪、石汉卿均为赵匡胤的亲信部下，曾经一起征战沙场，是皇帝最信得过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反目成仇，必欲置对方与死地呢？

作为宋初知名将领，史珪和石汉卿名声都不怎么好。《宋史.史珪传》记载：太祖初临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访。珪廉得数事白于上，验之皆实，由是信之。说的是赵匡胤登基之初，要全面了解外界（应该主要是军方）情况，命史珪广泛搜集各种消息向他直接汇报。因为打探的几个消息都得到证实，从此皇帝很信任他。《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石）汉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橫恣，中外无敢言者。说石汉卿为人凶悍诡诈，善于揣度皇帝心意，经常把打探来的消息报告皇帝，由此很受宠幸，朝内朝外没人敢说他的坏话。也就是说，史珪和石汉卿除了殿前司低级军官之外，还兼有一项特殊使命：担任赵匡胤的耳目。正因为受到皇帝信任，且在皇帝面前拥有话语权，史珪、石汉卿虽是小人物，却能够呼风唤雨，震慑群僚。

赵匡胤是靠禁军支持登上帝位的，一直将禁军视为禁脔，生怕他人染指。他要牢牢控制军权，“杯酒释兵权”尚嫌不够，还要在禁军中安插钉子，明里暗里大搞特务政治。张琼作为殿前司军法官，讲究的是正道直行，以纪律约束军队。他曾经与赵匡胤并肩战斗，真刀真枪搏出来的出身，向来为禁军将士所敬畏。史珪、石汉卿身为军人，靠耍小动作、打小报告博得皇帝宠幸，在殿前司充当内鬼，自然为张琼所不容。史、石的军中地位与张琼相差悬殊，以张琼的身份，很可能公开侮辱了他们，称其为“巫媪”。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史珪、石汉卿无疑属于小人，他们受了委屈便思报复，针对宋太祖的猜忌心理，编造事实，恶人告状，公开向长官发难。问题是，诬告上官（而且是皇帝的亲信）没有确凿的证据，一旦事情败露罪责也不轻。史珪、石汉卿哪来这么足的底气呢？

     根据史书记载，史珪、石汉卿诬陷张琼的罪名有四条：一是“擅选官马乘之”，二是“纳李筠仆从于麾下”，三是“养部曲百余人”，四是“巫毁皇弟光义为殿前都虞候时事”。这四条罪状，前两条最多算是小错误，不属于原则问题；第四条“巫毁皇弟”，虽然赵光义身份特殊，但也算不上原则问题；似乎只有第三条“养部曲百余人”最为致命，触犯了赵匡胤的敏感神经。史书记载，前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重赟曾经“私取亲兵为腹心”（与个别士兵关系过于密切），差点被赵匡胤处死。在军队中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这是赵匡胤登基前的一贯做法，也是他登基后坚决禁止的行为。张琼担任禁军统兵官，又“养部曲百余人”，其目的何在？因此，这条罪名应该是最致命的。但是，如果结合赵匡胤的行事风格仔细推敲，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

大凡诬陷一个人，都要编造令其无法辩驳的口实。譬如宋高宗、秦桧要杀岳飞，好歹也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赵匡胤不是蠢材，对朝中人、天下事往往是洞若观火的。《宋史.史珪传》记载，史珪曾经诬陷德州知州梁梦升迫害刺史郭贵的家人（实为郭贵家人在德州为非作歹），被赵匡胤一语道破天机，吓得史珪从此不敢乱进谗言。仅凭两个低级眼线的一面之词，就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大将欲养兵作乱，赵匡胤还没有糊涂到这种地步。况且，如果赵匡胤真的怀疑张琼私养部曲，完全可以派兵搜查他的府邸、庄园，查清“养部曲百人”的事实，然后再对张琼痛下杀手，以儆效尤。在朝堂之上招相关人等对质，显然赵匡胤并没有将此事当成大事来查。

我以为，所谓“养部曲百人”的诬告，并不是导致张琼被猜忌、被杀的根本原因。让张琼说不清、辨不明的，是他曾经“巫毁皇弟”。史载，陈桥兵变之时，赵光义年仅22岁，时任内殿祗侯、供奉官都知，八品左右的职务。他很少随军征战，靠父兄功勋卓著荫补为官，品阶并不高。赵匡胤登基以后，提拔赵光义为殿前都虞候，并陆续将殿前司高级将领慕容延钊、石守信、韩重赟等人加官外调。这样，赵光义就由低级侍卫官一跃而为殿前司最高指挥官。但是，统领殿前司成千上万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仅凭“皇弟”的尊贵身份是不够的，赵光义一定闹了不少笑话，否则赵匡胤不会有“非琼不能统制”之类的议论。同时，赵匡胤也不打算像五代十国那样，授予这位皇弟以统兵大将的权力。因此，当政权逐步稳固之时，赵匡胤便解除赵光义的军权，将其升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宰相级别），而将救过自己性命，自己信得过的将领张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

殿前都虞候本就是军法官，张琼是殿前司的老人，又有救主之功，是赵匡胤绝对的亲信，镇抚亲兵再合适不过。《宋史》记载，张琼“性暴无机，多所凌轹”（性情暴躁不懂变通，很多人受到压制），说的应该是其统领禁军时的事情。自然，他的一些做法、言辞会涉及前任（皇弟赵光义），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史珪、石汉卿虽受赵匡胤宠幸，但其所为当世人亦所不齿。张琼蔑称其为“巫媪”，足见他们在张琼手下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他们善于钻营，或许早已对赵光义投怀送抱，敢于公开检举诬陷张琼，未必不是赵光义做后台（不排除赵光义有谗言在先）。而以张琼“性暴无机”的性格，最大的可能是对指控一概否认，甚至对赵匡胤大搞特务政治不以为然，口无遮拦而惹恼了皇帝。于是，“上怒，令击之。汉卿即奋铁挝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遂下御史府按鞫。”

张琼究竟是怎样死的，历史上有两种说法。《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是“自杀”，而《宋史.张琼传》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都记载是“赐死”。虽然两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赐死”是确认张琼有罪，是一种惩罚。而“自杀”用词相对中性，表明张琼之死并非出于皇帝本意。可见赵匡胤不希望背负忘恩负义、滥杀功臣的恶名。从情理分析，张琼本没有当死之罪，也犯不着自杀。事实上，张琼是被石汉卿打死的，只是没有当场毙命而已。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本就崇尚武力，讲理讲不过别人时往往拳脚相加，于是“上怒，令击之”。石汉卿也是武将出身，以铁挝击首，张琼不死才怪。因小人之僭滥杀功臣，过后还要在历史记录上玩文字游戏，这就是专制社会的大佬！

过后查明张琼家无余财，仅有三个奴仆。赵匡胤责问石汉卿道：“你说张琼私养部曲百余人，他们在哪？”石汉卿回答：“张琼所养的部曲，无不以一敌百”。这显然是无赖的口吻，无论如何难以塞责。但奇怪的是，受到愚弄的赵匡胤却没有深究此事，不能不怀疑这里面有其他人为因素。我以为，以当时的情势，只有赵光义能保得了史珪、石汉卿二人。作为皇帝的赵匡胤，既需要忠臣，也需要小人。他不相信天下人都是正人君子，于是便培植小人大搞特务政治。小人认准这一点，投其所好，可以肆无忌惮地作恶。

石汉卿做的坏事绝不仅仅就这一件。史书记载，石汉卿为国阵亡，人们“闻其死，无不称快”，基本持否定态度。史珪后来升了官，他资质平庸，总是做蠢事，屡屡遭到贬斥。直到赵光义即位，才被任命为“扬、楚等九州都巡检使”的高官，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巡视组组长”。

宋代没有专门的特务机构，但是类似史珪、石汉卿这样的耳目，一直在大宋朝的每一个角落里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