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母亲

   那年，母亲的癌症复发了，癌细胞大面积扩散了。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是永远都不会生病的。从小到大，似乎从没见过母亲吃药，更没听她喊过这疼和累。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一碗棕红色的姜糖水，何以能把母亲练得如此铁骨铮铮。那样不怕风吹雨打，那样耐受辛劳疾苦的人，怎么突然间就得了这要命的病呢！ 

  母亲是文盲，当然也是医盲。一生除了在家操持家务，就是在单位操纵她那台老掉牙的车床，制造那种专门出口到非洲的台虎钳。最初发现母亲得直肠癌，纯粹是一次偶然的体检。母亲好骗，一开始我们就对她隐瞒了病情，只说是痔疮犯了。母亲也不多问，一切事宜任由家人安排。因为是癌症早期，又是请名医主刀，所以手术很顺利。又因为没有经验，兼之没有明白人指点，故后期的放化疗治疗也没有跟上。我想这很可能是肿瘤扩散的直接原因，对此我终身难以释怀。

  母亲也真的就像没事人一样，术后不到两个月就开始一如往常地做家务。除了照顾老少三代，还时而为小儿子的婚事操心。母亲是家里的总管事，吃喝拉撒、柴米油盐，诸事都能打理的井井有条。有母亲在，一家人就可以其乐融融，万事遂意。谁知好日子刚刚过了两年多，万恶的肿瘤就突然无情地扩散了。

  我和妻子带着父母亲踏上了漫漫的求医之路。那是1994年8月，“秋老虎”肆虐的季节。北京，名医辈出的地方，我们奔波于各大医院，遍寻西医、中医、藏医、气功大师，真正领略了“病急乱投医”的无奈与酸楚。一次次刚刚燃起希望的火种，又总被无情的失望所湮灭。直到有一天，一家军队医院的两位知名专家，对着片子向我详细讲解了母亲的病情，告诉我母亲的肿瘤已经转移到脑、肺、肝、肠诸多部位。好心的专家提醒我，如果母亲因肺、肝、肠道诸部位病发身亡，生前将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所幸的是，母亲的脑部肿瘤发展较快，如此下去母亲将渐渐失去行动能力，进而失去知觉，最终在昏迷中几无痛苦地离世。“放弃治疗吧，让病人尽可能少受些痛苦，这是目前唯一明智的选择。”专家是好朋友找的，毫不隐瞒而又残酷地地道出实情。我心如寸磔，泪雨滂沱。我看得出母亲对生之依恋，然母亲的生命已如黄昏落日，纵是华佗在世也拉不住她离去的脚步。刚过而立之年的我，竟这样决定了母亲将以何种方式弃我而去。

  我想母亲一定猜测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否则何以镇定如历经修行的得道高僧。很少离家的母亲，像是在享受一次休闲的度假旅游，天安门、故宫、颐和园、世界公园、星级宾馆、高级饭店，吃山珍海味，坐宝马奔驰，随意地享受儿子为他安排的一切，从不提及自己的病情。母亲一生习惯于为他人忙忙碌碌，这一回好像如释重负般地轻松起来。直到有一天，母亲略显疲惫地对我说：“行了，回家吧。妈这辈子也算值了！”我背转身去，无语凝噎。

  母亲终于回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家。房前树下，母亲嬉笑着与邻居大妈轻声言语；小花园里，母亲贪婪地享受着秋日阳光。病情与专家预料的一样：母亲不能洗衣做饭了，她的身子开始不再灵便；母亲不得不坐上轮椅了，她的行动已不再自由。母亲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对请来的大夫、气功师，母亲千恩万谢，惟恐礼数不周；家人煎好的药，不管如何苦涩，从来都是毫不犹豫，一饮而尽。只是对自己的病情，母亲就像与己无关似的，从不过问。

  那年国庆节，全家人挤在一起吃团圆饭。因为心情不好，气氛很沉闷，虽是“一堂”，何来“欢宴”？母亲似乎对我眼前的一盘烧鸡感起了兴趣，先是含糊不清、哩哩啰啰地说，而后用手指指点点。见我不明白，干脆艰难地欠身自己来抢，逗得孩子们前仰后合。母亲也艰难地笑了，笑出满眼泪花。

  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停滞，一天可以被拉长到一月，甚至一年。然在病魔面前，人类是那么无能、无助。母亲不得不卧床了！母亲不能说话了！母亲无法进食了！一天，父亲犹犹豫豫地对我说，自打母亲生病，我们从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病情，母亲会不会怪罪我们没有尽心为她治疗？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因为母亲最信小儿子说的话，希望我能把病情告诉她，以免遗憾。那天，我蹲坐在母亲床前，一任泪水横流，把实情一字一句地告诉了母亲。我无法自己，伏在母亲身边痛哭失声。母亲轻轻一声长叹，用手艰难地抚摸着我的头，一遍，一遍，又一遍。

  母亲是1995年1月25日清晨4点多钟，在全家人的目送中静静地走的。那天是甲戌年腊月二十五日，腊月二十七日出殡。邻居们都说母亲是仁义之人，给我们留出三天时间准备过年。

  除夕夜，万家灯火，我和妻子恭恭敬敬地为母亲上香。相框中的母亲慈祥地微笑着，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