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联系的诸位学者中，有叶洪生先生，他是台湾最早对武侠文学有比较系统的研究的学者之一。

我是通过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武侠作家江上鸥（李荣德）先生，在南京见到了叶先生，记得当时我们在一家茶馆谈了半天，话题自然离不开武侠，那日我们虽是初见，但因为武侠是共同的兴趣所在，谈兴甚浓，相见恨晚……近年来叶先生一心向佛，几次电话联系后，不敢多打扰他的清修，只是间或致以问候。

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我曾在创刊之初与他电话联系，但一直无缘面见。他的大名对我来说，当真是如雷贯耳，我最初了解他，是通过一篇文章：《从不良少年到大学校长》，感慨于龚先生奇特的经历。待见面后请了一张名片，便更为感慨——其头衔有十几个之多，至此方知，龚鹏程先生不仅在武侠研究上建树不凡，且横跨几个领域，皆卓有成就。真难想像龚先生有如此多的社会活动要应酬，学问是怎么做的。从他身上，我看到一种侠者的成长和风范。2007年首届武侠小说研讨会（杭州）上，我们初识，但如侠客相遇，互感欣慰，并快畅浮三大白，以显示我们所追慕的侠者风范。

龚鹏程先生是台湾中华武侠学会的创会会长，后来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大陆讲学上来，该学便由林保淳先生接任会长。

我第一次见林保淳先生，是2005年春节他来珠海，因我们与时任珠海社总编的罗立群先生（他是古龙全集大陆版的策划者）皆是好友，经罗先生相邀，我于大年初三赴珠海相见。尽管林先生身体略有不便，但他治学之辛苦、认真，以及他对武侠文学之热心，实属少见。后来，我与林先生来往越来越频繁，先是06年在温世仁武侠文学百万大赏的颁奖会上与他畅谈，又在杭州的武侠小说研讨会上与他同席。林先生为人十分热心，对我们几乎是有求必应，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提携后进。

除了叶、龚、林等几位在台湾学界、武侠界名声赫赫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外，我们更与台湾优秀的出版人、作家有过难忘的交往。

    《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办之初，我们曾在武当山象征性地举办过一个笔会，曾出版古龙重要作品如《楚留香传奇》的真善美出版社的社长宋德令先生便从美国前来，参加笔会并与我们商谈合作意向。当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美国汉学家顾史考先生，我们现今依然保持联系——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宋德令先生温文儒雅，对武侠出版的见解时有振聋发聩之语，对武侠文学本身的观点也是鞭辟入里。真善美出版社卓立台湾出版业多年，近年来开始与大陆的出版界有所接触，去年，由宋德令先生授权的司马翎作品集便由当代世界出版社推出。

我与宋德令先生见面，便难免要聊起古龙先生。可惜乎古龙先生英年早逝，我们难以瞻其尊范。但我与古龙先生，却也是可以说有些“别样的”接触。这种接触，是通过牛哥牛嫂而进行的。

牛嫂是我的本家，也姓冯，被古龙称之为“古龙的妈”。而台湾著名的漫画家牛哥则被古龙称之为“大哥”。最初我们相见，他们提出来，希望写一部关于古龙的传记。牛哥牛嫂与古龙相知甚深，宛如家人——我至今仍能想到牛嫂只要谈到古龙时，便要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的样子。

牛嫂留下了许多有关古龙的珍贵的剪报和图片，我曾写过一篇《我与古龙，那些失之交臂的日子》，洋洋数万言，算是对牛哥牛嫂有了一个交待。

当时我认识牛哥牛嫂是通过台湾的出版家吕先生，吕先生古道热肠，后来我也是通过他接触到了台湾武侠作家柳残阳先生——柳先生人在美国，已经休笔数年，但于武侠的盛世他功不可没。

   台湾仍在进行创作的作家，也多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作品。

在我们刊物创办之初，便连载过台湾武侠作家秦红先生的作品。后来，陆续有台湾的后起之秀加入进来，如侠气十足的现代都市武侠小说家九把刀、振我中华国魂，扬我中华国威的《隆庆天下》的作者孙晓；还有我们一直保持跟踪的《武林旧事》的作者赖魅客；以及奇幻色彩浓郁的罗森……

与香港的武侠大家如金庸、梁羽生、黄易等先生的接触，要直接和方便得多。我们先是锁定金庸先生。

当时我们刊物的基本定位，便是走“金（庸）古（龙）路线”。金庸先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们通过各种关系致以问候，一直没有得到金庸先生的回应。到了2003年时，在杭州召开的金庸武侠研讨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他，他对我们刊物的副主编说：“我知道你们这本刊物。”看来功夫真不负有心人。那次金庸先生欣然为我们提词：“为国为民，侠之大者。”2007年秋，我在杭州见到了金庸先生，向他发出正式邀请，请他来武汉、上武当山。他亦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武汉我是要去的，武当山我是要上的。”

联系梁羽生先生，也颇为不易。

老人家定居澳大利亚，极少回香港来。我们通过他的出版人刘文良先生与之沟通，他很爽朗地表达了支持我们的态度，并为我们的作者题写篇名“昆仑”，后来梁羽生先生还为我们写过专栏。

黄易先生支持我们的力度很大，不仅在2005年将他的新作《边荒传说》交由我们连载，更将稿费捐出，设立“今古传奇武侠文学大奖暨黄易文学奖”的奖项，以奖掖后辈武侠作家，培育良好的武侠创作环境。

曾经写过《六指琴魔》等武侠佳作的“科幻作家”倪匡，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我们之间多次通信，不仅对他进行了专访，也得到了他邀请我们到香港他的家中作客的口信，但因为我们的杂务太多，一直没有成行。

对温瑞安先生，我也是心存感激，在创刊之初，便得到了他最有力的支持。他亲自在三十多家国内国外的报章上撰文介绍我们创办的消息，又给我写了二十多页纸的长信。在试刊号上，我们便编发了他的中篇《山字经》，后来温瑞安先生又给我长篇连载，直到现在，我们刊物还保留着他的专栏。2006年我在天涯上提出“武侠文学是否代表民族文学”九问，引发了很大争议，也是他第一个响应，撰写了对“民族文学代表民族文学”的九疑，极大的支持了我们对武侠文学的思考和总结。

我们的刊物能办到今天，月发行量能达到72万的数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创文学刊物，产生如此的影响，与以上诸位先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但创办之初，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强有力的支持呢？首先与诸位先生从事武侠事业、热爱武侠文化有关，武侠有一个核心的传统，用一个“侠”字可以概括。关于侠的定义，尽管一直争论不休，可以从这些话里达成共识的，即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其所独有的阳刚傲岸之美，为大家所共激赏。司马迁也是如此描写侠者：“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鲍照的“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李白的“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归”、张潮的“世间大不平，惟以剑消之”……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无一不表明侠即是丈夫意气、男儿血性的彰显，阳刚的力与义的美学成了侠客代名词。我们通过刊物，把有这些力量的侠客、贤者集中起来，何愁不成就一番事业？

我们当时创办这样一本刊物，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武侠文学的形态，都是长篇大书，多则几百万字，少则也是几十万字，这是一本小小的刊物所不能承载的。台湾有一本武侠杂志，先已宣告破产；香港的一本武侠刊物，它的运作缺少自身造血功能，是由出版社支撑着，当时也已快要支撑不下去。而大陆方面，江苏一家出版社，创办了两期武侠刊物，没有坚持下来；北方一家武侠刊物，其实只出了一期，便没有下文。

在这些昭示着困难的先例面前，我们何去何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我们顶住压力，奋力前行，出了一期试刊号，便发行十万，创刊号便达到十三万份。可以说是一举成功。事后回顾，感到一是借用了网络强大的力量——网络上在我们刊物尚未创办之时，便有了一批活跃的武侠作者在探索；二是我们这样一群人，在适当的时机，做了合适的事情，天时地利人和均为我们所用了。

刊物办到现在，我们感到武侠文学其实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它可以集武侠出版、武侠影视、武侠动漫、武侠游戏、武术器械、武术学校等等产业形成一个完备的运作体系。另外一点，我们敏感地认为，武侠文学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奥林匹克”。

时间倒回到2005年，我在珠海与林保淳先生和罗立群先生畅谈过两岸三地武侠文学产业互动的问题，当时谈得热血沸腾，很快便搞出了一个策划案来。

但事实是，不要说实施这个策划，就是申请去一趟台湾，都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竟夜商讨的策划，终于也付之流水。

马英九先生的当选，重又唤起了我们两岸三地交流的希望。正像我在《向马英九约稿》里所说的那样：“……也许，在两岸交流中，因为各自表述不同，我们还会有些隔膜和误会，对这种隔膜和误会，我们尚需足够的时间来互相了解和认同，但是如果我们把武侠文学作为两岸交流的一种纽带，定会无比快畅！”

——建立两岸三地最好交流的民间平台，当属我们武侠文学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