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月下旬，长沙都有书市，今年似乎更早一些。几天前，接到弟弟的电话，他们已到了武汉，能不能明早回去祭祭祖？我多少有些诧异，离清明节还有上十天，他们竟有些迫不及待。我想兄妹五人很难得聚到一块，就是春节也分得四离五散，这倒是个难得相聚的日子。

中国人越来越重视祭祖这个清明节了，好在父亲在世时不太拘于形式上的东西，我们提前祭祀他，他只会感到高兴。而到了清明节，他虽然不是被主祭的对象了，但依然可以得到旁系子孙的一笔冥币，父亲帐算得精明，双重收获，哪有不开心之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开车去接小妹，又去接大妹，南京和杭州的两个弟弟也一同上了车。我把车交给小妹夫开着，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城，作短暂停留后，便回到乡下。

走的前一晚，天空中的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第二天早上天也阴沉沉的，走在父亲坟地的小路上，突然云开日出，小妹便说：“这是父亲因为高兴，祈祷上天的结果吧？”

三月间的田地上，遍地金黄，从县城到乡间的路上，金黄的油菜花一直没有间断过，晃得满眼都是。走在这田园小路，我们贪婪地呼吸着久违了的油菜花香，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也豁然开朗。远远望着父亲的坟地，那块耸立的墓碑好像召唤着我们快点见他。

走进坟园，便开始化纸烧钱，给父亲一堆，给祖父祖母一堆，再给祖宗们一堆。我们分开烧着，每堆纸币前作三个揖，说一堆祈祷的话。

我突然深有感慨：“那个时候我从乡下闯荡武汉，随身携带的价值绝对不超过一百块。”这个话题引发了弟妹们的兴趣。除二弟以外，二妹和小弟小妹基本是白手起家，艰难创业，而现在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最初价值成本的上万倍。平常时节，他们为生计所苦恼，日子也过得磕磕绊绊。我的如此问话，使他们开启了新的思路，大家兴奋地议论开了，各自对自己的人生奋斗之路描绘了一番，啧啧称幸。我相信是冥冥之中的父亲告诉我们这一算法的。

你看，阳春三月的上午，田野上的微风是多么的和煦，从云层中泻下的阳光是多么的温暖，有些湿润的泥土是多么的芬芳，嫩绿的野草铺满了田埂。我默默地向父亲祷告：“这一切都在您预料之中。从此以后我们要学会享受生活，放漫脚步，决不浮躁，从容面对未来。”

别离父亲后，我们顺着田埂往公路上行走，一头水牛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小弟大有兴趣，想爬上去照张相，那笨拙的样子让我们开怀大笑。二弟也想爬上去，牛嫌他太重，不肯就范，他爬上去，摇晃了两下，竟然把他摔了下来。这个畜生一直伴随着我们最初的生命，幼年时放养牛是我们的必修功课，想不到如今我们之间有如此距离。事已至此，只得作罢。

在我们上坟的时候，有一个人向我们的方向狂奔而来，老远就大叫着我：“我知道只有这几天才可以找到你，想不到会这么早，差点冒过去了。”

这位仁兄过去在生产队时节以很有些研究头脑著称。我还记得有一个笑话，他把一些字的笔画分解之后，拼凑成一句话，问了许多老师，没有一个人认全这句话。他便以此为荣耀，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字，想做一个时代的仓颉。有一次，他向我请教一个“温馨”的“馨”字，我相信他在此之前一定请教过多人。在那时的乡下，认识这个字的人不一定多，碰巧我认识，便给他讲解了一番。他啧啧称羡，称赞我：“连字的魂都看出来了。”我不免有几分暗自得意。多年以后，他还在向人说起我，早就料到我有出息，最后以定论的语言：“把字的魂都可以看出的人，难道会没出息？”

见到我后，简单的招呼，他便语无伦次地诉说了一件事。因为镇上要修公路，把他的一口鱼塘填了一半，把他的田埂也压坏了，半亩棉地的青苗也损失了。镇上给他一些补偿，他还嫌不够，强烈要求镇上把填过的鱼塘还原。拿出他和镇上定的一纸合同来，我看了，感到镇上的道理比他要大，又不便说出。他说：“我三天两头就跑到镇上去，是那个谢镇长答应过我的，我还骂了他的娘。我一个星期就到市里去一趟，坚决要求见冯市长，这个冯市长和我们一笔难写，只是不知道同不同一个家族，听说是安陆来的，但是信访办的人不让我进。”然后说找了谁，又找了谁谁谁，都没有结果，“我就指望你这一条线了。”我笑一笑，被带到他的鱼塘看了一下，从我的眼光来看，镇上对他的补偿应该还是公允的，他执意这样要求，镇上也没有办法。想想农民有些扬眉吐气了，心中不免有几分舒坦，对他的做法多少有些不快。几分推诿地说：“我其实就是和新闻沾点边，你这件事太小，很难得见报。”他见我如此说，不免有几分失望，但还是希望我找找孝感地区的报纸，为他做个公道。我只好托人找了孝感晚报的一位记者，把电话号码告诉给他，如此交待了一番。他拿着电话很不放心地说：“这电话能不能打通？”我说：“这电话我对过两遍了，数码不会有错。”

这也算是回乡的一个小小的花絮。想想那些乡里的干部，鱼肉百姓惯了，碰到一个“刺猬头”，用乡下话说“结梗人”，一定会如鲠在喉，上下不能，极不舒服。

祭祖过后，便到小镇上去，堂弟陪我们在一个小餐馆里等吃午餐，我便和他在小镇上边闲聊边转圈。他告诉我：“我们村的书记（就是他的邻居）辞职不干了。”使我很受震动，这还是点稀罕事，忙问：“是怎么回事？”堂弟说：“现在干部不太好当了，一年财政给上两三千块钱，又没有油水可捞，即使是找农民收起费用，也由财政直收，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我听后，不免释然，才得知现在一亩地只交七十多元钱。去年我还知道一亩地两三百元居高不下，种地因为亏本，把许多农户压垮了。一些村干部带着自己嫡亲的兄弟充当打手，挨家挨户收取苛捐杂税，收不到钱就收人家的谷米，搞得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如果国家在五年内免去农业税，农民的日子就会更好过了。在吃午餐时，我特别对堂弟他们说：“到时我会回到乡下来，种几亩薄地。”他们尽管半信半疑，很快为我筹划开了。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很真诚的，因为没有苛捐杂税，你就难得听到鱼肉百姓的事情，生活在平静的乡村，安度自己的晚年，享受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好呢？

吃罢午饭，我们慢慢地向小城进发。走到生养我的村子的路口，我突然涌出想回去看看的念头，忙一打方向盘，拐了进去。村里人见有小车来，纷纷迎上来，我便和乡亲们交谈起来。不谈则已，又谈到了农村的现状。他们告诉我：“前段时间去查了查村里的账，有许多漏洞。这两年问题最多，一餐饭能吃到一万二千块，有许多处重复做了账，许多处连白条也顾不上打。”他们把账复印了一份，要去讨个说法。市纪委的人说：“这种小事，还要上访吗？”乡亲说：“这可不是小事啊，几十万亏空在那里，又没有名目。”我说：“现在是不是形势好了？”他们忙点头，顺便告诉我，这些村干部现在都不想干了，因为没有油水可捞。他们之所以撑着，就是因为从前的账摆不平，要继续捂下去。有人愤愤地说：“手遮得了天吗？手遮得了天吗？”问我有什么办法没？特别让人拿来一份复印件交给我。

我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访也会成功，如果派调查组下来，就必然有人被绳之以法；而现在市镇两级领导考虑他们乌纱，也只得帮忙捂着盖子。想到这些，不免踌躇。

只要有机会，我还是喜欢回到乡下去。这次回乡，尽管也有不少事情，我却感到很是开心。如果政策不返弹的话，农民未来的生活还是有些希望的。

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从故乡走出去的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