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天足”与“裹足适履”的博弈(三)

 作文命题原则必须“解放天足”，阅卷实际需要“裹足适履”。你“放”他“裹”，让人无所适从。命题有据——作文性质就应是“优劣”之别，更何况“新课标”的作文题目。阅卷也有理——千百人参加的大规模快速阅卷，判断作文“优劣”？谈何容易！也只好先用“对错”斩一刀。

命题，理论上有理，实践中无理；阅卷，理论上无理，实践中有理。这真是一篇《阿房新赋》：“各抱地势，勾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写作，是学生最重要的表达与交流方式。表达与交流中要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写作空间。

——摘自《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问题怎么解决？首先要认真对待。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提出“建立中国考试学”的设想。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跃红主任也多次从全球视野出发，高度强调了考试作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建立一所专业化的考试基地，将所有考试提高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上来统筹安排，科学部署。这当然是高瞻远瞩又极具现实意义的提议。

与此同时，国家或省市地方政府也应该以立法的形式，把高考纳入国家法制建设的轨道，加快高考提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的进程。中国人民大学马相武教授就提出过拟定“命题法”“阅卷法”的倡议，这项工作已刻不容缓。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正在全国推行，高考语文试题必须有助于“课程标准”的推进落实和深化实施，这就需要“命题法”来规范命题行为。题目任何一点儿模糊、模棱，就会滋生出许许多多的“潜规则”，在作文教学中滋长起来，严重地干扰阻遏着“课程标准”的真正实施。

另一方面，命题者“评分标准”（例如作文），在阅卷操作中基本无法使用，形同一纸空文，却年复一年，不作实事求是的考量和修订，以至于“高考作文阅卷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被认为理所当然。一项关系国计民生、民族前途的大事，却如同“儿戏”，被涂上了必然“糊涂”的色彩。之所以到了这般田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无“法”可依，无“法”监管。

另一方面，作为由众多个人进行操作的阅卷工作，也必须有“法”可依，用“立法”，制约阅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也可以杜绝对阅卷工作随意的猜测和质疑。例如，阅卷任务的下达，阅卷的数量、时限的控制，阅卷的方式，阅卷人员的构成等等，都需要由人治转入法制的轨道。

仅就阅卷人员构成而言，阅卷领导小组和阅卷人员都需要依“法”遴选。从阅卷实际看，某些地方阅卷领导小组和阅卷人员认识陈旧，思想封闭，对“课程标准”以及体现“课程标准”的高考试题，不理解，有隔阂；甚者，对中学语文都一头雾水、半明半暗。阅卷违背“课程标准”和高考试题题意，另立“评分细则”进行操作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作文阅卷中，阅卷人自行其是的现象也并不鲜见。某些地方的阅卷领导小组，不得不要求阅卷人“清空内存”，依“评分细则”阅卷；但是这“评分细则”其实也与题意相悖。心怀忐忑怯意，以至于很少有阅卷领导小组将“评分细则”公开，甚至都不敢形成文字。暗箱操作，何来公平与公正？这当然需要立“法”来督责，来鞭策。

遴选阅卷人员，标准还不仅只是业务水平的考核，更需要有诚实负责和业务良知的认定。立足于现实，遴选阅卷人员，还需要执行回避原则——不只是直系亲属，所有与考生成绩利益攸关的人员都应在回避之列。阅卷程序、任务、操作，应该接受国家权威公证机构的全程监督。

阅卷工作已经成为高考招生工作的主要矛盾。实际状况表明，如果没有严肃的立“法”，所有其它临时性的规章，都难以有效地保证高考阅卷工作的顺利、公平与公正。

我国高考，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高校选拔考试，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执政行为。每年六月，一千多万考生、一千多万家庭殷殷期盼，全社会、全世界关注。高考命题、阅卷的问题，不是个别的、非系统的问题，因此需要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包括负有法律权力的行政部门，维护它的尊严。使事实上的渎职行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渎职犯罪而得到查究，使被任命参与这项国家行为的人员，能怀揣敬畏和悚惕之心不辱使命，并负责地、有效地逐步解决相关的课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对高考阅卷的无端猜疑。相信“命题法”和“阅卷法”的拟定和颁行，会在社会和谐的天平上，增添一枚重重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