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回答日媒Cataloghouse记者问，以下简称C，摘录如下。

C；毛教授一直坚持双语写作，一个是日语，一个是中文，尤其是这两年连续在中国出版双语图书，能介绍一下日语写作最早是如何开始的吗？

毛；作为日语作家，我大约是16年前出道的，第一本日语著书属于纪行文学类，书名《日本虫眼纪行》。为此，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走遍了日本的道都府县，用比较职业的说法，这样的旅行就是采风。当时在日本的文坛，用日语写作的外国人并不多，尤其是不写自己国家的事儿，而是专注写对方，这就更少见了。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听了出版商的指导。当时老牌出版社文艺春秋的出版局长跟我说：“你不适合写小说，写纪行类的文字足够大，因为日本读者更喜欢阅读一个完全是汉语文化背景下的人用日语所写的每一个细节，真实，不虚构，但表达上却是另一个思路，这就有看头了。” 这位局长后来成为了文艺春秋的大老板，果然是一位老练的专做文学书籍的专家，我能出道跟他的直接指导有关系，第一本书经由文艺春秋出版了口袋本后火起来，其实也是出版商的策略。

C；看来，很多日本的名牌大学用这本书里的文章当高考试题，这本身就说明了文章的看点很强。

毛；日本文坛很专业，能够遇上一位好编辑很幸运。当时，我有很强的用日语写作的愿望，只是不知道如何下笔，走哪条路，曾经构想过小说，但现在回想起来，走纪行文学这条路还是走对了，这也是我后来应邀参与《知日》以及现在跟我的学生一起打造《在日本》，在很多意义上是有纪行文学这层意义的，这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某种延伸。

C；这些年经过毛教授的大力推介，通过出版日语文摘版《知日》，以及全译《在日本》等等，日本的读者越来越了解到中国对日本的好奇，甚至比日本对中国的好奇还要强烈，过去很多日本人喜欢了解中国，但这些年明显下降，所以出现了您过去指出的“知的落差”。

毛；是的。两国之间应该相互知道，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和生活的角度。我在日本30年，大学执教也近10年了，总体来说，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缺乏生活感，不像中国对日本，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的比重很大，有一种对对方文化了解的质感，而且很强。

C；这也是最近连续在中国出版双语书的一个理由吗？

毛；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中国对日本的阅读开始进入了一个深读的时代，对日本文化以及日语本身感兴趣的读者越来越多。这在我文坛出道的年代是不能想象的，从大的文化格局讲，了解日本这一块并不大，也许是小众群体，但按照当代的媒体学的理论，小众就是大众。世上有太多的表达手段，太多的兴趣分流，实际上已经把所谓的大众给瓦解了。因此，我更加珍重自己擅长的这一专业，答应国内出版社的要求，主动推出双语图书。今年这本叫《来日方长》，还加上了我的手绘，明年还会继续出版。

​C；明年会写什么呢？我们也很期待。

毛；我养过一只猫，叫“阿熊”，享年15岁，我很想它，打算为它写本书，也是双语的，现在正写日语的部分。其实，我对日本的了解是非常私人化的，不代表什么普遍意义。毕竟是人生的一半以上都在这里度过，就像我父母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一样，从一个地域文化转移到另一个，其中一定会有影响自己的部分，而这部分大都是私人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