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不变的风景，每回见到内田树教授时，总觉得他的论说跟眼前的风景一样，不仅仅具有日本内部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更广更大的外部视野。所谓“外部视野”，无非是指局外人的眼光，这个情景跟我长住日本却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对方一样。有些对方觉得不起眼的事儿，放到局外人的眼睛里却截然不同。
这一情景很像《日本边境论》里所说的，为什么村上春树被翻译成那么多外文，而被誉为日本“国民作家”的司马辽太郎却得不到外文的青睐呢？谈到这个问题时，内田树教授自己承认：“我写这本书时，经常会想到假如翻译成外文的话，是否会好翻些。想到这个，我的日语叙述也多少会受到影响。”毋庸置疑，当今的日本学者在论述日本文化时能保持如此自勉的意识，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十九世纪有个德国人叫施里曼（H.Schliemann），他是成功发掘了希腊特洛伊木马之战遗址的人，是个富豪，曾经周游世界，到过清朝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写过一本游记。在他的眼里，中国是相当落后的，而日本十分发达。很多时候，他都把中国当做日本的一个比较来写。不仅如此，他还把欧洲生活中的一些常识也当做描写日本的一个比较。比如，他说：“到了日本我才发现，像欧洲那样在寝室里摆满了豪华家具摆设的做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如果都能跪坐的话，既不需要桌子也不需要椅子，甚至连床也不需要。如果我们能够适应这个智慧，那生活就会变得相当美好！”而且，他还说：“欧洲的家长应该学习日本人的生活智慧，这样就能从为了子女的结婚而必须准备的财物负担当中解放出来。至少看看日本人的智慧，这种行为应该得到鼓励。”
看上去，这位德国客简直是为日本人的生活智慧高唱了一首赞歌。进而，他还写道：“日本人全家都使用筷子吃饭，其速度也罢，挟菜的角度也罢，其动作的优雅决非是欧洲的刀叉可以攀比的！”
至于说筷子是否从中国传来，这对德国人施里曼来说并不重要。他的游记有偏见，文字中流露出一股贬低中国抬高日本的情绪，十分明显。不过，即便是这样的描写仍然可以看出，对一个陌生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是缘起于一次“比较”以后才能成立的。对一个十九世纪见到日本的德国人来说，一个比较是他的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他可以采用复数的比较方法，也可以找到许多参照的系数，或者从中提炼出结果，或者干脆就是平铺直叙，把所有能够比较的内容一起展示出来。不过，仅就比较而言，选择一种简单的比较也许更好，一种建立在自己直接感受之上的、用心体验的“比较”。这其实就是《日本边境论》一书的风格。
内田树教授跟我说：“我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能够了解日本人的想法，并不是那些被描述为奇奇怪怪的想法，而是很普通的想法。日本人一直把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当做中心，而从始至终总是退至边境的。日本人能够拼命地适应中心的想法，但从来就创造不了中心，这是一个宿命。所以，明治维新出现过很大的思想混乱，究竟是以中华文明为中心，还是以欧洲文明为中心，这个争论持续了很久！当然，到了当今的时代，在日本人的想法中，欧美已成为了中心。”
说到这儿，我问内田树教授：“中文有‘边缘’一词，这跟‘边境’的语感有明显不同，但日文里似乎找不到对等的感觉。”
“是这样的。”内田树教授接下来说，“‘边境’一词有地政学上的涵义，而说起‘边缘’，我只能想到大脑里某个器官或者某个组织的名称而已，没有人文意义上的积极展拓。刚才说到日本人有置身于边境的习性，但并不是简单的追风，因为在接受中心思想的过程中，日本人会演变奏曲，会改良会吸收会容纳。”
《日本边境论》是2010年全日本的一本畅销书，而且被书业界评价为“‘日本人论’的金字塔”。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日本人论”出现于江户时代的中后期，这个分水岭是建立在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外国人对他们的描述上的。如果有的话，其发展应该是江户中期到幕府末期这个时期。尽管当时的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有关西方的消息还是多多少少流入了进来，而且有些了解西方知识的日本人也开始描写他们所了解的西方。比如新井白石写的《西洋纪闻》，就属于比较早期的作品。换句话说，所谓“日本人论”，是在日本人看西方人和西方人看日本人这样一个互动的知识环境下诞生的。
带有这一强烈意识的人是司马江汉，他是浮世绘大师铃木春信的弟子，而且是日本第一个引进油画画法的人物，所以对西方的了解比较前卫一些。他写过一本《春波楼笔记》，其中就说：“我们日本人的智力浅薄，思虑尤其不深，所以无法赶上欧洲。”
后来，还出现了一批人物，比如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当然，这些人并没有正面展开他们的“日本人论”，而只是做出了一个呼吁，认为日本人是落后的，应该学习西方的知识。
上述这些人物的拟似“日本人论”跟本居宣长，还有其他汉学学者的论点非常不同。因为本居宣长主张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对比，从中考虑日本人的问题，于是他提出所谓“物寂”的概念，这完全是追回到日本古典文学以后的结果。 不可否认，这个思想的根基所在其实就是日本优越论。无论跟西方比也好，跟中国比也好，日本人总归是优越无比的。发展到了这里，读者不难看出，所谓“日本人论”的雏形发展，从一开始就面临了两个极端的选择，一个说“落后”，另一个说“先进”。
如此一来，一直到幕府末期为止，所谓“日本人论”基本上是片面的，但到了明治时期，尤其是从与西方人相比较这个层面上看，福泽喻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是一部经典作品，因为这部书作为“日本人论”的一种，至今仍然获得着很高的评价。福泽在明治以前去过美国和欧洲，对人家如何评价日本人非常熟悉。他写的《西洋事情》就是拿到今天读读，还是觉得有新鲜感的。按照这样一条思路，内田树教授也说：“‘日本人论’的发生，首先来源于最先跟外界接触的日本精英阶层。”
可以说，正是因为日本精英阶层最早对“日本人论”的参与和不断阐述，才使世界对日本人的观察与研究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知识参照。在众多的名著中，就我个人读过的来说，除了中根千枝、土居健郎的一系列著作之外，最典型的“日本人论”莫过于美国人写的《菊与刀》。当然，在这前后有不少外国人写了关于日本人的书籍，比如，明治天皇的德国医生写过；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个记者叫Vsevolod
Ovchinnikov，写了一本叫《樱枝》的书，据说卖掉了700万册；中国比较出名的是戴季陶的《日本论》。
最后还是把话说回到内田树教授，他是1950年出生的，东京人，197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语学科，从1990年开始在神户女子学院大学文学部任教，今年春天已退休，现任该校的名誉教授，同时也是武道家，凯风馆道场的主人。主要著述有《街头的中国论》、《倒立日本论》（与养老孟司合著）、《当心村上春树》、《下流志向》等多部。2006年曾以《私家版•犹太文化论》获得第六届小林秀雄奖。目前，内田树教授除了应邀举办个人讲演会之外，在广播电台有固定的节目，但不接受电视节目的出演邀请。他本人说：“我是个不太爱看电视的人！”
本文系《日本边境论》中文版〈内田树著 郭勇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发行〉序言
写于2011年10月29日 甲子园海边
毛丹青
神户国际大学教授，作家，《知日》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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