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正男兄是我的好友，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他最近的研究课题是《日本摇滚音乐草莽期的华人作用》，而且这个专题报告会作为《共生与移动》系列研究将于下月23日在他的大学召开，很遗憾的是我届时不在日本，无法听他的报告，但对类似的课题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所谓“共生与移动”，其实是一个生动的描写，因为它形象地表达了“旅居异域”的一个具体状态，弱势与非单一的存在始终是这一状态的持续。最近，一口气读完了郑大世的书，甚觉这个状态的深邃之处。昨天微博上给国内出版界推荐了这本书，理由不是为了世界杯的泪男竟能如此感人，而是他娓娓道来，讲述了他心路历程的率真。他在书的后面写道:“在我的足球的血液里有朝鲜人的血，是在日本的朝鲜人的血，那个表示出了多重意义上的血！”

  全书从他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写起，其中第二章《朝鲜学校的青春》写得十分细节:跟日本人踢球时，双方谁也不让谁，急了他们就骂我“滚回朝鲜去”，而我当场只能应答“重新学下历史吧”。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坚固的，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留在了日本，但踢球时没那个时间去说教，因此只能变得文皱皱的。另外，日本人骂我“臭辣白菜”，我就骂他们“臭萝卜”等等。中学的足球并不是一个有多大魅力的运动。

  读郑大世的书似乎能明白当今世界弱势群体之于个人的反弹力，尤其是他回忆巴西之战听北朝鲜国歌流泪时，他写道:“当时我苦难的母亲就坐在观众席上，她是一个容易落泪，感情脆弱的人，想到她想到我走过的路，我再也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