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两幅画儿是我画的，但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跟他们在一起时画的，而是到了这个世纪，当我有机会在日本与他们重逢的时候画的。

 

   李泽厚先生还是那么一个眼神，说起话来，基本上不盯着一个地方看，有时喜欢挠挠脑袋，有时说得高兴了，还喜欢走来走去。我曾经问过他的学生赵汀阳，但他否认我的看法，他说李先生说起话来挺老实的，思路也不那么跳跃。

 

   刘再复先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说话还是十分激情，看上去很像诗人的样子。他原来也有这样的气质。

 

   最近听说查建英女士从三联书店出了本《八十年代》,媒体上的报道也读到了一些。加之，她的弟弟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不仅跟她弟弟熟，就连查建英女士本人也混得很熟，但当时的她看我们全是一群小“屁孩儿”。

 

   我们是六十年代出生的，赶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尤其是进入文化界以后，忽然发现我们自己还是一群“屁孩儿”，就我本人来说,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每周一次可以见到李泽厚先生，还有一大批精英分子，甘阳啦、周国平啦、苏国勋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进了一处巨大的学堂，听讲演会啦，跟学者讨论啦，说是讨论，其实都是带了个耳朵，只管听不管说，听入了神,嘴巴或许还呈现过一个难看的“张开状”！这也说不准。

 

   虽然我还没有读到查女士的《八十年代》,但可以估计，读起来的感觉跟我当年在哲学所差不多，因为我们毕竟相差了一代，而这一代的区别说不定就在于观察事情的取材方面上。

 

   今天在陈村“小众菜园”上看到了《八十年代》的部分内容，越发觉得如此。所谓思想，或者叫一些“想法”都是无型的，今天说昨天的事情是无法摆脱时间的侵食的，时间有长度，越长越叫人无法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要么你夸张，要么你缩小，反正时间带给你虚幻的感觉是潜移默化的，是你无法抵抗的。

 

   与上述思想相比，观察人的变化，尤其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的变化，实在的、有形的表情也好，说话的习惯也好，乃至于不大不小的事儿一起拿来看看，或许是桩挺好玩的事儿。

 

   所以，一听说《八十年代》，我就找出了上面的两幅速写画儿，而且是情不自禁地找出来的，觉得自己一下子想起了他们时隔一个世纪的面孔。无疑，李先生和刘先生都是八十年代不可不说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