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北京拜访了作家史铁生，这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而这一愿望起先是从叶廷芳教授的谈话中萌动的。叶教授是现代德国文学的研究者，他的大量翻译工作以及对卡夫卡的深入研究影响了一批中国的当代作家，王蒙，余华，宗璞等人都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过他们的感想。

　　  叶教授认为中国作家象史铁生这样意志顽强的人是很少见的，这不仅因为他下肢残疾，而且更因为他的文学一直关注的是生命与存在的主题。文学家对这一主题的描写往往是经过自己深重的灾难以后才开始的，卡夫卡的文学就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救了史铁生。对此，莫言、贾平凹小说的日文译者吉田富夫教授也抱有同感，他曾经跟我说史铁生的文学是以生命为本体的叙述文学,虽然有些部分是晦涩的，但作品中那些令人思考的空间很宽阔，尤其是对生命内部的追问带有强烈的哲学意味。

　　  北京市内金台路北，车水马龙。史铁生的寓所离马路大约50米，在闹市当中保持着一种平静。当坐着轮椅的史铁生还没有从屋子里出现的时候,他的清亮的嗓音已经传来。“欢迎你从远道而来。”

　　  在房门口，我们相互问候以后，史铁生接着说;“我的行动是受限制的，不能招待你，请包涵。”听了这话，我几乎同时说;“打扰你了。”

　　  史铁生微笑地说;“行动对我的限制给了我很多的思考时间，我们今天的谈话一定会增加我的思考。”

　　  随后在我们将近１个小时的谈话中，他谈到了自己对生命的观念，其中有一点他强调的是;“西方有存在主义，也就是萨特讲的存在哲学，但我对存在的理解并不像他们那样实在，归根到底，我仍然是东方的，存在的核心是一种虚空，就象我之所以了解我自己是因为我通过与别人的心灵沟通以后对自己的体察，这种沟通并不是一个实在的接触，而是依靠我的一个设想、一个回忆、一个诉说，这些内容都属於无形的，是虚空的。”

　　  最近，我重新拜读了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所以对他的每句话都有一种复习般的理解，尤其从我个人曾经专攻过的哲学来看，他的小说更吸引我的往往是他独特的诗性般的叙述。

　　  我这么想着,忽然发现他的居室里有一张很大的床，而且从床杠上涂的白油漆上可以看出， 这是一张可以升降的医院专用的床。

　　  原来，作家史铁生的日常生活并不是虚空的，而是一个严酷的实在，尽管我不能从他的话语中听到他的艰难，但生活的场景已经默默地向我传达了这里的一切。

　　  写作就是他的生命。如果这个命题在卡夫卡以后仍然可以适用的话，我觉得史铁生正是这样一位刚强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