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卫慧以外，其实我是十分关心跟她同龄的女作家的，比如北京的杨栗，上海的潘向黎，还有南京的朱文颖，广州的黄咏梅，这些人的作品多多少少都读一些，读得不全，零零碎碎的，有时在旅途中，有时从网络上也读的。关心这些作品的理由是害怕自己跟不上中国文学的进度，尤其是那类从都市白领里面萌生出来的速度。喜欢中国当代的女性文学也许跟我与许多作家交往有关，男作家喜欢农村的，像莫言、余华，而不喜欢城市的，像刘心武的小说就不喜欢。哪怕是城市题材的作品，由一个农村出身的写手来写，总觉得好玩儿。城市出身的人也许是因为太熟悉的缘故，包括他们的思想回路还没读上几行就已经摸着路数了。

 

  几年前我曾经想过一个策划，让一批长期居住在中国不同城市的日本女青年与中国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交往，然后用她们的居住经验去翻译这些人的小说，一对一，把翻译过程变成一个沟通的行为，一个跃然纸上的感觉。有了文字感觉，同时还拥有生活空间的感觉，这样操作起来蛮神通的。不过，后来忙别的策划，这个想法也就搁下来了。原来打算推荐几名日本女青年的想法结果只向出版商推荐了一位，这位文学功底很好的女青年现在已经进入了日本中国文学翻译的主流市场，速度很快，其实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

 

  我相信，中国作家是可以走到世界上的，除了自身的功底以外，还需要一些精心的策动，尤其是年青的，城市的作家，面对越来越雷同的都市空间，如何做出新意恐怕是一个不小的课题。日前《朝日新闻》晚报刊登了对潘向黎的采访，我在写给她的邮件里是这样说的；“日本对你的评价也许符合学者的研究标准，但对于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未必是高端的说法，日本学者也是有各式各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