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重读了一遍张爱玲。上世纪90年代初买的一套《张爱玲文集》，安徽出版社的精装本，25元一套。至今断续读过三遍了。每次读都感觉不同。第一次是浓的化不开的少女的清愁，第二次是有距离的审视，赞同傅雷先生的目光，觉得张爱玲的境界落了小气。近读变成技术层面的琢磨，获得了修辞的欢喜。正如纳博科夫评价简奥斯丁的风格，她具备一种称之为“特殊笑靥”的要素，语句中不引人眼目地加入微妙的讽刺，是“作者白皙纯净面颊上一个具有微妙的讽刺意味的笑靥”。这笑靥传染你也是死水微澜式的，沁人心脾。

       我一直偏爱那种能对人的处境有洞察力的作者。这种作者也分两类，一类风格大于人格，她的笔下也绝望，格调也苍凉，但总是心有不甘，命运决定了虚构，所以你的感受来自作者而非人物，如张爱玲。一类人格大于风格，作者的自我极大地隐藏在角色下面，作者消失了，剩下了角色，虚构一语成谶控制了命运。如麦克勒斯。(注：具有强悍人格魅力的作者可以将人格注入给角色，使作品伟大而不是自己伟大。反之，则容易玩物自赏、自我玩味，津津于聪明机巧）

       我更喜欢后一类作者。尽管张爱玲拥有特别多的“特殊笑靥”，但总让我有一点拒斥。那不仅是文学的更是心性的。我不是张爱玲的粉丝，至多是个好事者。但是何以又时常思绪翻涌，戚戚乎我心？这有点像张爱玲形容的“华美锦袍上的虱子”。我和她正如这锦袍的两面，正面有花纹背面有纹理，正面有虱子背面有刺痒。正反殊途同归，都是一块布料，华美和衰败都是一样地骨鲠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