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武

关于文学

L：从你的童年时代谈起吧，广西三江县林溪乡，对你意味着什么？
W：我是在缺乏文艺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从小父母就出去了。在国营工厂里当工人。我一直很想写，那个小县城里沉闷的生活，沉闷的童年，直到我一点一点地忘记掉。
小学时候我总是被选到县里去参加讲故事比赛，我会讲的是《三只小猪》。我还参加过演讲比赛，声音不够洪亮。我总是怯场，确实如此。现在好很多，毕竟在小酒吧里演出了将近8年。

L：你经常提醒别人注意，你的理工科出身，你在创作时的视角也会和通常的文科学生有差别吗？
W：会有很多差别吧。不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差别，有些人顾及到细微处，有些人不是。也许每个人都是敏感的吧。

L：读你的文字，我总能感到骄傲与自卑并存，你经常冷冷地嘲笑自己的痴心妄想，可给人的感受是，你骨子里是清高的，你信仰的东西始终存在于某个地方。那么，它是什么？
W：我不清楚我有什么信仰。悲天悯人却是第一要义。我们读过那么多名著，但生活不是名著本身。我不清楚文学究竟和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的一生都是在错过的。错过最美好的，错过青春，走向衰败。从本质上来讲，我是悲观主义者。

L：诗歌中的阿飞，是个悲凉决绝的牺牲者形象，是长袖善舞的古典女子，比如那首《敦煌》。在小说中，阿飞又是絮絮叨叨的都市小女人，天真，好奇，过分敏感，不知所措。上述描述你认同吗？实际上你是二者的综合体，还是其中之一？
W：应该是你所分析的，是综合的吧。其实人都有很多方面，也许我作为女人，不觉得奇怪。而认同我的，也多数是些女孩子。

L：小龙、小康、阿良……你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总是模糊不清、来去如风的。如果男人的形象只是存在于女人内心，这让我联想到林白、陈染等人的文本，你觉得自己和她们有没有相似之处？比如，对于异性的恐惧与不信任，或者，女权？
W：我是男权主义者，我觉得女人应该在家做饭，女子无才便是德。我觉得天真和简单是女人最好的品质。我的男朋友很少，和生活圈子、性格比较封闭都有关系吧。

L：你怎么评价自己以前的作品，比如《小龙房间里的鱼》？
W：《小龙房间里的鱼》对我而言，是青春期的一个纪念。我觉得整个作品还是显得单薄，但它可能是一个开始，一种写作的可能性。我想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有足够的真诚和直接。它和时代是不合拍的，面面相觑的。我很喜欢这一篇小说，因为写的时间长，而且更象是写内心的渴望，绵长但是节制。我喜欢把这些激情收在下面，这样表达上更加有效。

L：你好像经常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设想一下，如果得到安稳无忧的生活环境，你有什么计划？
W：我会好好做音乐。我希望成为一个好的音乐人。我自己没有意识去创作作品，唯一的一个长篇，修改了三年，都没有修改出完整的东西来。最近我买了一个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修改。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好心安啊！

L：几个月前你去西藏，找到了什么？
W：我去西藏，只是觉得那里虽然热闹，也很孤单。我觉得，没有爱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

L：接下来有哪些写作和出版计划？
W：我没有什么计划，我也不是下笔如有神的那种。很多时候，思考是零碎的，情绪也是飘忽不定的，我从不把握心魔的激荡。我自己这个人，真的是随意惯了，除了对待工作极其认真，大部分时候我都很恍惚。

关于音乐

L：能不能解释一下，你理解中的摇滚和民谣这两类音乐？似乎反差很大啊，你怎么会都喜欢？
W：我本来是唱民谣的，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群摇滚青年，从此走上了摇滚的道路。但是音乐哪里有那么多的界限和区分，只有真挚的感情是最重要的。我喜欢一切真诚的表达，发自内心就好了。

L：你想做什么样的音乐？我听过你的专辑，你似乎对旋律不是很在意，你的声音比较随意，又有种掩饰不住的紧张，这是你想要的真实、纯粹的声音吗？
W：我做的音乐还没有真正实现。我的乐手们也都是有局限的，我们相互激发了对方，也局限了对方，所以你听到的，也许是不够完美的作品。

L：你怎么看待暴力和死亡？
W：我感到生活中的暴力太多了。我试图认为，这些和我没有关系。我一直想置身事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无法面对真实的的死亡，我只能面对内心的死亡，文学中的死亡——那些带着神圣的，带着崇高和终极色彩的死亡。

L：那段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学校和排练场地之间的日子，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W：我只觉得冬天好冷。每到冬天，我心里都会有很冷的记忆，让我无法过多回忆。

L：想知道你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有些歌手是天生的表演狂，有些人在台上台下判若两人，你是怎样的一个歌者？
W：我台上会有活力得多，那是我。我热爱生活，热爱声音，热爱爱情本身，充满幻想充满热忱。

L：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文字要和音乐搭配在一起，才能完整地表达阿飞这个人？那就是说，你的文字里缺了音乐中的某些特质，反之音乐也是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你怎么看待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
W：是一定要在一起。是互生的东西，文字推及音乐，音乐反过来映照文字。但我的人还是不完整的。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人格是不完整的，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是支离破碎的，不成系统，不稳定的。
我本来并不想当一个文字工作者。文字是一个副产品，可以算是音乐的解读和注解。我可能以前更加关心自己的音乐，好像两个孩子中，比较偏心的一个。因为声音才是温暖的，音乐是不会背叛自己的。

关于生活

L：唱歌赚钱多还是写字赚钱多？对你来说，似乎这两样都不够，但是你的确很努力，那么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只知道，你买了很多裙子。
W：唱歌也只够支付一个打车和排练的费用。目前专辑的录音制作费用是我个人承担的。写字不赚钱，因为多数是稿费，很辛苦的，付出的心血很多，只够一个生活费用，我还要打车、排练的。裙子也就这样了，夏天买的多些。其实穿来穿去，都是一样的。我倒是喜欢送裙子给朋友，喜欢她们变得更美。那是青春，再单薄的青春也是要装扮过的。

L：你在清华的时候卖过打口带，还被学校联防队抓过，那是怎么一回事来着？
W：就是那时不让卖打口带，但是我就是去兜售了，还卖过BEATLES的白色磁带。卖的有些贵，当时是不懂，中间还有一个人盘剥。后来被抓起来了，没有人救我，只当成好玩，大家也知道这没什么危险。他们教训了几句，就放了我。我还去电影学院、海淀图书城等地卖过磁带，我觉得满有意思的。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一说有人来了，就开始跑，我也跟着跑。那样的日子，多浪费时间啊。我是一个舍近求远的人，总是做些不合时宜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有什么意义呢？只是自己的笑话而已。

L：青春令你如此张扬，有没有想过老了怎么办？
W：已经老了。很早以前，当我真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我想到永远都不会有人爱我了，就感到很绝望。

L：你是不是生活自理能力很差？
W：是。我不知道怎么给电表加电，我会迁怒于国家电力系统。我也找不到洗衣店，经常忘记吃东西，最怕去银行和公共场所。我后来都不肯去发布会了，因为人那么多，我觉得很紧张。

L：你如何看待爱情？
W：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是一个缓慢的人，爱一个人很慢，不爱一个人也很慢。总是过分地爱，不合时宜地爱，丧失原则，不顾一切。我的天性悲观、多疑。过度依赖，过度地轻信。

L：工作干扰了你写作和唱歌吧？
W：我的工作占了80%的时间，我还用剩下的时间发呆。我出神，很久地走神。我到西藏，也一直在走神，根本不注意身边有什么事物。

L：做记者的这几年，最让你难忘的采访经历是什么？对朱令案件的调查，你还有什么感想吗？
W：关于那个案子，我一直希望能够帮到他们，但事实上，我帮不了别人。我记得我那时做了很长时间调查，一个月都浪费在这个事情上。晚上我很害怕，需要朋友来陪我。我胆子很小很小的，其实。

L：可以谈谈你怎么看待性吗？你经常以荒诞的、玩笑般的口吻来谈论这个事情，比如突然失去性欲了……
W：性，呵呵，用伍迪•艾伦在电影《性爱宝典》里的话来讲：人人都想知道性。他是反讽的态度，我也一样，用来揶揄自己和别人。我喜欢自己和自己开玩笑。

L：你写博客很勤快啊，这似乎说明你有旺盛的表达欲，但你又貌似很内向，博客是个发泄心情的工具吗？
W：不是发泄心情。我没什么可发泄的，只是表达。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从11岁就开始了。这是一种习惯，有时是因为情绪。我觉得记下一点东西，也许只有1%有价值。是的，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沉闷，缺乏激情和戏剧性。可是我想我在述说的是生活的本质，我们悲喜，微不足道，众生在此时是平等的啊。

L：同样作为记者，有个技术问题我想和你探讨：我们做采访的时候总难免费尽心机地设计一些问题，但是有时候会觉得重拳挥在棉花上，反而是看似很白痴的非专业问题，比较能调动受访者的表达欲，你觉得是这样吗？有个说法是，记者最好保持一种儿童般的心态去提问，因为媒体代表的是同样一无所知的公众，而不是专家。你对此有何看法？
W：当然我们尽量做专家，也要尽量无知。只是一个中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做记者很难受，是因为我其实和人交流一直有障碍，很难想象崔健、张楚、窦唯他们做记者会是什么样子。